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39)

三九

　　屋子正中坐著三個人，在歷時三天的會議裡，他們始終坐在那裡。會議主持人是二十六歲的中國共產黨書記和名義上的領袖博古。他長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他由此得了個綽號叫「黑面木偶」）。他聰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四年使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他早年曾在共產黨在上海辦的一所大學裡學習過，所以英文也不錯。他受共產國際中國處的蘇聯領導控制，是德國軍事顧問李德的親密夥伴和堅定擁護者。第二個人是毛澤東，第三個人是周恩來。其他與會者不斷地掉換座位，哪兒方便就坐在哪兒。椅子的擺放沒有什麼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終有位子空著。

　　李德坐在門旁邊，他的椅子放在一個很彆扭的地方，「處在一個被告的位置」。翻譯伍修權挨著他坐著，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煩意亂，隨著會議的進行，他越來越生氣。五十年後也承認，他那次沒有譯出正常的水平。

　　有兩個人是躺在擔架上來開會的。其中一個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圍剿」時在樂安縣古公村負傷後一直躺在擔架上。那次戰鬥中他帶領周恩來、肖華等幾個人去防禦工事的路上被一顆國民黨炸彈擊傷了。一塊彈片穿過他的臀部進入腸子，傷勢很重。外科醫生在不施麻藥的情況下為他做了八小時的手術也沒能縫合傷口，只好塞進一根橡皮管。他一直發著高燒。因為要經常使用嗎啡止痛，結果上了癮，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療時才斷然戒掉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澤東的。人們普遍傳說「王、毛成親了」。

　　這些人相互知道底細，甚至連大便的情況都知道。例如，大家都知道，只要時間允許，周恩來就要拿著一疊文件到廁所去，經常在那裡讀上一個鐘頭。他們也都知道，毛澤東患有慢性便秘。他經常一個星期才大便一次。後來在延安時，只要人一聽說：「主席大便了」就要歡呼一陣。他曾告訴埃德加·斯諾，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長沙的時候。

　　直到一九八四年春天，人們對於遵義會議的一些細節——例如時間和與會者的身份——還是不甚了了。然而，從未有人對遵義會議的結果產生過疑問。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黨中央的歷史學家們透露，他們在檔案裡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備忘錄，提供了很多失傳的資料。

　　按現在的說法，參加會議的有：

　　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雲（他的丟失多年的回憶錄提供了很多失傳的細節）、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和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安全保衛負責人）、劉少奇（多年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犧牲品），共青團領導人何克全（凱豐），共十人。

　　七位紅軍指揮員：劉伯承、李富春（他接替受傷的王稼祥，擔任紅軍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澤東的夥伴）、林彪、聶榮臻（林的政委，毛澤東的堅定的追隨者）、彭德懷（第三軍團司令，態度強硬，反對李德）、第三軍團政委場尚昆以及第五軍團政委李卓然。

　　紅軍報紙《紅星報》的編輯、新任命的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也出席了會議。在場的還有李德和翻譯伍修僅，他們是列席代表。總共有二十人出席會議，中國的前途就是取決於他們做出的決定。

　　博古首先發言。

　　他談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把共產黨的失敗歸咎於國民黨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和中央蘇區以外的共產黨軍隊配合不靈。博古沒有稿子，是即席發言。他著重講了形勢的客觀一面。據翻譯伍修權說，他相當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軍事形勢，並批評自己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但他同時又力圖為自己辯護和開脫。

　　秘書們不得參加會議。可能除了鄧小平以外，與會者都沒有做記錄。大部分發言都是即席的。甚至到今天，這些發言的內容也未全部公佈。現在在世的幾個與會者憑記憶也很難把內容湊全。

　　博古顯然沒有贏得聽眾的同情。他的同志們說他企圖推卸責任。李德列席會議，但態度並不客觀，他的看法與眾不同。他認為博古幹得不錯，他強調蔣介石正在從「帝國主義列強」那裡得到貸款、武器和軍事顧問。（博古顯然沒有特別提到馮·塞克特。）李德在回憶時還說，博古認為，共產黨的戰略是正確的，只是在執行中有錯誤而已。

　　第二個發言的是周恩來。他承認政策不對頭，特別是不應當打陣地戰。他說，這是造成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他自我批評的態度很坦率，絲毫不想推卸責任。他願意承擔責任的態度給同志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來的發言使李德感到不安。他認為周強調了主觀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離，並為毛澤東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間劃清界線創造了條件。

　　毛澤東一向總是等到最後才發言，這次一反常態，他首先講了話。他作了一篇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發言，比任何其他人講得都長。他點名批評了李德和博古，指責他們無視紅軍打運動線的傳統政策。李德的「短促突擊」取代了朱、毛誘敵深入、圍而殲之的戰術。毛反駁了李德認為失敗是由於數量上的劣勢造成的這一觀點。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圍剿」中紅軍都是同數倍於已的國民黨軍隊作戰並取得勝利的。所以問題不是數量，而是戰術。伍修權回憶說，毛澤東堅持認為軍事路線錯了。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義」、「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退卻中的逃跑豐義」。

　　毛澤東發言說，領導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解決軍事方針問題。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顧這樣明白的現實，即戰士也是人，也要用雙腳走路，也要吃飯、睡覺。假如一個指揮員不瞭解實際地形和地理情況，只知道根據地圖佈置陣地和決定進攻時間，他「肯定要打敗仗」。

　　毛澤東還猛烈抨擊了未能和十九路軍聯合這件事。他說，這就使紅軍失去了一個迂回到國民黨防線背後、從後面攻擊敵人的大好時機，而周恩來、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經主張和十九路軍聯合。

　　毛澤東的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他說出了大多數指揮員長久以來沒有說出的心裡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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