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18)

一八

　　二十五軍的行動只與當地情況有關，同任何其他因素聯繫起來都是牽強附會的。同時，似乎也不可能假設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來就為紅軍的大轉移作了充分的籌劃。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期。國民黨第十九路軍也在這時遭受了莫明其妙的挫析。它駐在緊挨著蘇區的福建，是一支獨立的、非常愛國的部隊，因在上海英勇抗日而聞名於世，卻被蔣介石流放到福建，因為蔣介石懼怕它反日的愛國情緒和對他的政策的挑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軍長們發動了「福建事變」成立了獨立的政府。這是對共產黨人有利的形勢，本來可以利用這一時機聯合一支強有力的軍事力量，使全中國共同反日——共產黨宣傳的主題。如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那樣，這正是毛澤東和他的助手們善於利用的一種機會。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駐在寧都的第二十六路軍在共產黨的配合下，舉行反蔣起義。為了等待一批共產黨需要的冬裝和補給物資，起義甚至推遲了一天，改在十二月十四日舉行。十四日晚，參謀長趙博生請他的部下到甯都梅河畔佈滿圓柱的路德教堂內共進晚餐。他的總部就設在這裡。軍官們在二樓用餐，警衛員們在樓下用餐。席間，趙博生派出親信部隊包圍了這幢房子並宣佈起義。兩名軍官從二樓陽臺跳下來，企圖逃跑，其餘的都參加了起義。最後，十一個團中的九個團，總共一萬七千人起義。投入共產黨方面的事業。這些起義部隊改編為共產黨的第五軍團，成為紅軍中最可靠、最守紀律的隊伍之一，在長征中發揮了很好的後衛作用，一次又一次地使主力擺脫危境。

　　在寧都起義中，共產黨人工作沉著，有條不紊，信心十足，而與第十九路軍打交道時，某些人似乎都成了呆子。最初的接觸還不錯。八月上旬，彭德懷的第三軍團正在閩西作戰。這時，一名代表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陳先生」（陳公培）拜訪了彭德懷。彭請「陳先生」吃飯，並象彭後來寫的那樣，用一個鐵皮大臉盆盛滿了「從惡霸那裡沒收來的」豬肉、雞蛋招待他，當晚談得很成功。陳先生從如何聯合抗日到存在的疑慮無所不談，很多問題都得到了解答，陳先生接著又去了瑞金，並在那裡找共產黨中央進行談判。但是消息傳到上面之後，中央委員會決定不和他打任何交道。他們反而批評了彭德懷——不是因為他與「陳先生」進行了交談，而是因為他在宴會上用洗臉盆盛菜太失禮了。

　　這件事被擱置了一段時間，後來又從瑞金派了兩人去同蔡廷鍇會談。一位是吳亮平，後來當了人民共和國的經濟部長（也曾擔任過李德的翻譯），另一位叫潘漢年。他們是由作為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本人和相當於總理的洛甫派出的。據說談判是成功的。這兩人回來後向毛澤東、洛甫和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說他對大家能夠聯合一起反對蔣介石感到高興。這份報告在沙洲壩散發，當時洛甫和毛澤東住在這裡同一幢房子裡。

　　關於十九路軍發動事變的決定，意義十分重大。它一旦成功，就可以確保共產黨人突破蔣的封鎖，使他們的事業得到全國甚至國際上的支持，使紅軍被外界所知。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外國也很少有人知道紅軍）以為紅軍只是偏僻山區的一小股叛匪而已。

　　除了福建本身的意義處，甚至還有其他有利因素：當時，廣東軍閥對蔣介石持敵對態度。如果共產黨人與第十九路軍結盟，廣東軍閥也許有可能加入這一聯合力量。有了廣東的支持，其他軍閥也可能參加進來。福建有福州這個海港城市。另外，蘇聯還有可能——儘管實際上不大可能——通過福州建立一條對外的運輸線。

　　這個機會喪失了，因為共產黨人內部意見分歧。共產國際的首席顧問曼弗裡德·斯特恩仍在上海。他激烈反對與十九路軍結盟，他稱這支軍隊「只不過是一支軍閥部隊」。李德似乎對此半心半意，認為只能按照弗裡德的指示行動。後來，他聲稱博古和周恩來都贊同聯盟，但其他人，包括毛，都對此表示反對。當代歷史學家找不到根據證實這種說法。他說最激烈的反對者是「中央委員會上海局」。不管他的意思是什麼，當時，此「局」是由一小部分下級幹部主持的亂攤子，不久就被蔣介石的秘密警察消滅了。

　　乘共產黨人自相爭吵之機，蔣介石把十九路軍消滅了。

　　一九三四年共產黨領導在各方面都表現出內部不和——朱、毛堅決果敢的戰略已不復存在。決定是由那些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戰鬥經驗的人作出的，這些人更加缺乏與人民（他們稱之為群眾）打交道的經驗。莫斯科和上海相距幾千里，卻企圖發號施令。李德已在中國一年多了，但仍不瞭解這個國家，不瞭解中國。他不懂中文，也不肯學。他不瞭解這個國家的地形和地理，他不知道江西人和貴州人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一個江西人在福建，或一個福建人在江西時，由於不懂當地方言而不能與周圍人講話，離家幾百里就不知道怎麼回家或能不能回家，對這樣的人的心理狀態他一無所知。

　　長征開始兩天以後，一些戰士沖到楊成武政委面前提出問題時，李德大概是無法理解他們的。那天，隊伍在彎曲狹窄的山路上行進，沒有一個人說話，戰士們低著頭匆匆向前趕路。突然，兩名江西的戰士氣喘噓噓地跑到楊成武面前。

　　「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們已經走了兩天了。我們究竟要往哪兒走啊！我們還要這樣走多少天啊？」

　　這兩名戰士——事實上整個隊伍——都處於焦慮的狀態。這是往哪兒走啊？這是在做什麼呀？到底還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家鄉和親人？楊成武怎麼能回答他們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能告訴他們目前是朝西北方向行進；告訴他們將衝破敵人的封鎖，給國民黨沉重的打擊，並保衛蘇維埃根據地。

　　李德從未意識到，要紅軍打得好就必須提高他們的覺悟，讓紅軍戰士瞭解他們自己在幹些什麼。這些紅軍戰士不是機器人，沒有被訓練成普魯士軍隊或俄國軍隊那樣只是服從命令，而從不思考，也從不提什麼問題。

　　而李德卻是一個信奉這類原則的人。他是個歐洲軍人。他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方法。他這種人和他所指揮的這些人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共同點，他來指揮是由於莫斯科一些外國人的一個考慮不周的命令。在中國，李德從來沒能意識到做一名中國人是什麼滋味。在那樣艱苦的環境裡，他還經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這些東西的話）。他吃麵包，而不吃米飯，儘管有時他不得不自己烤制麵包。至於那些「蘇俄」幫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瞭解大都不比李德高明多少。他們是知識分子，鍍了層莫斯科馬克思主義的金，而且這層金使他們脫離了真正的中國。他們在莫斯科學到的重要知識是如何進行官僚主義派別鬥爭。而毛澤東和他的實幹家們卻大都受過戰爭的考驗，到過山區、農村，和農民共同生活過。他們當中許多人都和毛澤東一樣出身于農民家庭，瞭解中國，儘管他們不能隨時恰當地引用馬克思、列寧的辯證法語錄。他們目前沒有掌握實權，還是局外人，不能左右事態的發展。而毛澤東在作為一個革命者和共產主義者的生涯中，很長時期來一直是個局外人。現在，他開始意識到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就要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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