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浪漫(27)_都梁

二七

　　男員警顯得很有耐心："你們的票是怎麼來的？總不會是自己排隊買的吧？"

　　羅芸和顏悅色地解釋："我們是等退票等來的，那夥人中間好象有兩個沒來，就把票退給了我們。"

　　女員警繃著臉道："你們放老實點兒，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周曉白笑了："喲，不就是個派出所嗎？又不是公安部，嚇唬誰呢？"

　　"一個女孩子，應該自重點兒，和那些小流氓混在一起，你不臉紅嗎？"女員警用手裡的筆敲著桌子教訓著。

　　羅芸也翻了臉："你說話客氣點兒，別張嘴閉嘴的流氓，不然我去你們分局軍代表那兒告你。"

　　男員警連忙打圓場："如果我們有違反政策的地方，你們當然可以向上級機關反映，但是你們今天必須要說清楚，剛才在劇院打架行兇的人是誰，在哪裡住？"

　　周曉白不耐煩地說："不知道，不知道。"

　　男員警道："我們公安機關是不會冤枉好人的，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你們和剛才打架的那夥流氓是一起的。"

　　"那就拿出證據來。"羅芸大聲說。

　　男員警的態度還是很和氣："劇場的工作人員看見你們坐在一起，還有說有笑的，這就是人證。其實，只要你們說出那夥流氓的姓名、地址，我馬上放你們走，也不會和你們家長說。"

　　周曉白懶得再解釋了："我們真的不認識那些人，想怎麼樣你就看著辦吧。"

　　女員警合上記錄本："既然你們不說，那我只好送你們去分局拘留所了，由預審科的同志來問你們吧。"她站了起來準備打電話。

　　周曉白沒想到員警會拘留她們，她無奈地使出最後一招："我要給我爸爸打個電話。"

　　男員警很驚訝："你爸爸是誰……"

　　周曉白平時很鄙視幹部子女們動不動就炫耀父母的地位，她認為這很庸俗，可是今天她也只好使用這一招，她看出來了，員警們還真不是嚇唬她們。周曉白有些害怕了，她把父親的秘書劉全的電話號碼告訴了員警。

　　劉秘書跟隨周鎮南很多年了，幾乎是看著周曉白長大的，以他的辦事能力處理這類小事自然是遊刃有餘。沒過多久，一輛黑色的"吉姆"轎車就停在了派出所門前，身穿軍裝的劉秘書和派出所所長交談了一會兒，事情就解決了。周曉白和羅芸昂著頭坐進轎車，派出所所長一個勁兒向劉秘書道歉，殷勤地將他們送出大門，汽車已經開出很遠了，周曉白回頭望去，見那幾個員警還站在那裡。

　　最使周曉白憤怒的是，她為鐘躍民蒙受了這麼多不白之冤，鐘躍民不但連句客氣話都沒有，連面都不露了，這個人似乎失蹤了。

　　鐘躍民正忙著呢，小混蛋和李奎勇在天橋劇場成功地突出重圍，這件事第二天就傳遍京城，而且添加了很多演義的色彩，總之，小混蛋成了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趙子龍，京城的"老兵"們面子栽大了。鐘躍民和張海洋咽不下這口氣，他倆絞盡腦汁地準備獨自收拾小混蛋。

　　鐘躍民自從上次在玉淵潭公園和李奎勇鬧翻後，便把李奎勇也當成了仇人，早把以前的

　　哥們兒義氣拋在腦後，他多次向張海洋說，再碰見李奎勇，非插了他不可。

　　而張海洋早就明白李奎勇的價值，他知道小混蛋這類人是不會回家住的，他肯定有自已的秘密落腳處，只要發現這個地方，事情就可以結束了。李奎勇肯定知道小混蛋的住處，所以，當他得知鐘躍民約李奎勇在玉淵潭公園見面時，就預先安排了兩個人在附近守候，當鐘躍民和李奎勇談崩了，兩人不歡而散時，李奎勇已經被盯上了。

　　張海洋沒費什麼事就發現了小混蛋的藏身之處，按照計畫，他和鐘躍民該行動了。

　　李奎勇住在宣武區南橫街一帶的一個很破爛的院子裡，這個大雜院裡住著至少有十幾戶人家，李奎勇一家七口住著兩間東房，北京的平房面積很小，這兩間房其實總共只有十四平方米，屋子裡沒地方擺放傢俱，只能把有限的面積用於睡覺，所以他家的一切活動都是在床上進行。當然，說床還不太準確，他家根本買不起床，只是用木板和紅磚支起的大通鋪，全家的換洗衣服都放在幾口木箱裡，木箱放在鋪板上靠牆一側，三隻箱子就能摞到天花板了。吃飯時用炕桌，他家老爺子活著的時候，坐在炕桌前盤腿吃飯，李奎勇是長子，被允許坐在炕桌前，他媽和一群弟弟妹妹只有蹲在地上吃飯的份兒，李奎勇是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

　　李奎勇的父親李順發早年從滄州逃荒來到京城，一個逃荒的農民沒什麼手藝，除了一身力氣一無所有，因此拉黃包車成了首選的職業。不過一踏進這行再想改行就難了，這種職業的人本來是娶不起老婆的，他們是真正的無產者，家無隔夜糧，這話決不是誇張，幹這行的人每天的飯食全憑當天掙，一天不幹活就非餓肚子不可。要不是解放，李順發這輩子也就打光棍算了，要真是這樣，也就輪不上李奎勇來到這個世界上拔份兒了。1949年對於李順發來說可是個重要的分水嶺，李順發五一年回家鄉領來個鄉下丫頭成了親，五二年就有了李奎勇，從此這個家庭每年都要添一個孩子，每增加一個孩子，李家的生活水準就下降一截，這似乎是個規律，人越窮越生孩子，而越生孩子越窮，一旦進入這個怪圈，就再也沒有好日子過了。李順發夫婦一共生了九胎，活下來六個，所以李奎勇有三個弟弟和兩個妹妹。

　　李順發解放後不用再拉黃包車了，他參加了三輪車聯社，蹬上了平板三輪車，北京人戲稱這行為"板兒爺"，大概就是從平板三輪車上的那塊木板得的名，三輪車的俗稱就叫"板兒車"。李順發在五十年代中期定了五十六元的工資，當時他還挺知足，五十年代的物價很便宜，一個人養一大家子不算太難，可是後來日子就越過越緊了，尤其是三年困難時期，大學教授都吃不飽，何況李順發家了，李順發的身體就是那時垮下來的。蹬板兒車這行需要體力，當時的汽車很少，貨運主要靠三輪車，蹬板兒車的人除了要遠距離蹬車，還要負責裝卸貨物，體力消耗極大。困難時期李順發一家的日子真有點兒過不下去了，李順發眼看著沒有工作的老婆和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簡直束手無策，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勒緊腰帶。等三年困難時期過去了，李順發的身體也垮了，老天爺一點兒也不憐憫這個多災多難的家庭，1965年春節剛過，李順發就撒手歸去，他死於腎衰竭和心臟病等多種併發症。

　　父親一死，李奎勇成了這個家庭的主心骨，幸虧是社會主義國家，李順發的單位按規定承擔撫恤金的發放。窮人家的孩子的確是早當家，李奎勇雖然還沒有工作，他卻承擔起管理全家經濟來源的責任。連他的母親買菜也得向長子要錢，在這個家裡，弟弟妹妹們可以不聽母親的話，卻不敢不聽大哥的話。大哥的話是一言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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