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32)_畀愚

三二

　　幾天後，當仲良把一封教會的信件送進小德肋撒堂時，克魯格神父站在神壇前告訴了他這個消息。神父用一種無助的眼神仰望著牆頭高掛的聖女像，說自殺對於一個天主教徒來說是永不翻身的罪孽。仲良站在那裡，又一次想到了他的父親。他淡然一笑，對克魯格神父說，這沒什麼，他只是為了一個信仰，放棄了另一個信仰。

　　克魯格神父吃驚地看著他，就像看到了魔鬼，在胸口畫了個十字後，說，我的上帝。

　　仲良在心裡發出一聲冷笑，扭頭離去。他聽見克魯格神父的聲音從身後遠遠傳來：信上帝，得永生。

　　郵政督察員入駐靜安郵政所已是第二年夏天。一大早，兩個日本憲兵用一輛三輪摩托載著督察員駛進大鐵門，整個郵政所一下子變得寂靜無聲。督察員並沒有下車，而是站在車鬥裡，用黑框眼鏡後面的眼睛在每張臉上掃視了一遍之後，以流利的中文對大家說，我是伊藤近二，請多多關照。

　　說完，伊藤一個躬足足鞠了有半分鐘後才直起身，跨下車鬥，筆直地走進所長的辦公室。

　　所長沉著臉，一甩手，跟著也進去了。到了黃昏的時候，他還是沉著臉，在大門口攔住仲良，要請他去喝兩杯。仲良詫異地看著所長，這個古板而克制的男人，平日裡連廢話都不會跟郵差多說半句，更談不上喝酒，但這個傍晚他喝了很多酒，也說了很多話，每一句都讓仲良感到觸目驚心。

　　所長坐在小酒館裡，等到菜上齊了，親手為仲良斟上酒。仲良不安地說，所長，有話你儘管說。

　　所長點了點頭，讓他明天一上班就辭職。仲良的眼睛一下睜大了，問他為什麼。所長說，你還不知道為什麼？

　　仲良說，我怎麼知道？

　　所長說，你是什麼人？你父親是什麼人？還有那個週三，你們自己最清楚。

　　他們都是死人了。仲良說，我是個送信的郵差。

　　所長搖了搖頭，說他宣統二年就入行吃郵政這碗飯了，我見的人比你送的信要多得多。說著，他用手往大街上一指，說，租界裡三教九流，到處都有不要命的人，可我不管你們是重慶的，是南京的，還是延安的，你們幹什麼都不能連累了別人。

　　仲良說，所長，你喝多了。

　　所長一擺手，說，我都能看出來的這點名堂，你以為那個伊藤近二會看不出來？你聽他那口中國話說的，就該知道他不光是個郵政督察員。所長意味深長地看著仲良，又說，我是為你好，也為大家好，你應該比我知道得多，日本人為了一袋麵粉會殺光一條街的人。

　　仲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他的臉開始發白，但還能笑，還能舉著杯子喝酒，可這酒卻變得一點酒味都沒了。

　　臨別的時候，所長在大街大上拍了拍仲良的肩，說，用不著擔心，我要告發你用不著等到今天，更不會請你喝這頓酒。所長借著酒勁說，我也是中國人，我的老家在湖北，日本人刨了我的祖墳，拆了我家的祠堂，就因為聽說我家祖上當過兩任道光年間的巡撫。

　　所長眼裡的淚光在路燈下閃爍，但仲良不為所動。他站在大街上，看到所長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然後匆忙趕回家裡，一坐下就把這事告訴了秀芬。

　　你知道規矩的。秀芬不等他講完就說。

　　可我連雞都沒殺過。仲良看著她的女人，那眼神就像無辜的孩子。

　　秀芬想了想，站起來，說，我去吧。

　　仲良說，讓我想想。

　　秀芬說，夜長夢多。

　　仲良不說話了，伸手把秀芬拉回凳子上。這天晚上，他在床上一直想到後半夜，把秀芬搖醒，說他想好了。秀芬睡眼蒙矓地說，那天亮帶我去郵政所，我先認認臉去。

　　仲良說，算了。

　　秀芬一下就清醒起來，說，又不用你動手。

　　還是算了吧。仲良翻了個身，說，現在我只是個郵差。

　　可是，仲良很快就被靜安郵政所辭退。原因是他丟三落四，尤其那些日本僑民的信件，不是無緣無故地失蹤，就是被張冠李戴地送錯。但接到投訴的伊藤近二一點都沒生氣，他坐在辦公桌後面笑眯眯地看著仲良，問他作為一個郵差為什麼不能好好地送信。仲良顯得有點緊張，還有那麼一點羞愧之色。伊藤近二接著又問他是不是不願意為日本人服務？仲良搖了搖頭，他已經意識到以這種方式來結束郵差生涯是個不可饒恕的錯誤。伊藤近二微笑著站起來，走到他面前，盯著他的眼睛說，為什麼你想讓我開除你？

　　還用問嗎？他是想捲舖蓋走人。所長忽然說，外面想當郵差的人有的是。

　　緊張的氣氛一下有所沖淡。伊藤近二扭頭狠狠瞪著所長。

　　所長同樣扭頭瞪著仲良，又說，還要我教你嗎？財務科的門開著，結帳，走人。

　　伊藤近二的臉色在仲良走後變得鐵青。他盯著所長，問他，你害怕什麼？

　　怕？所長笑了笑，說，我有什麼好怕的？

　　那你去把他留下來，我要他繼續當這裡的郵差。

　　那不行，我們不能讓一粒屎壞了一鍋粥。

　　現在這裡不是你說了算。

　　丟了信就得捲舖蓋走人，這是郵政局的規矩。

　　伊藤近二冷冷地一笑，說，那你是不知道憲兵隊的規矩。

　　所長的臉一下發白了，喃喃地說，督察員，你為了一個郵差要送我去憲兵隊？

　　伊藤近二愣了愣，沒說話，一直到所長躬身退出辦公室，他還直挺挺地站在那裡，看著掛在牆上的《中國地圖》。這個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的日本特工，早在三輪摩托駛進靜安郵政所那一刻就已心灰意冷。他因酒後散佈戰爭失敗言論而遭撤職。長官部給他的最後指令是對悲觀論者最好的懲處——留在這片中國土地上，直到這場戰爭勝利那天。

　　伊藤近二知道，自己的一生將在對故鄉名古屋的思念中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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