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44)_石一楓

四四

　　看著封條上的「許文革」三個字，他得默默地做上一番心理準備，這才拿起裁紙刀將箱子打開。露出來的東西雖然不在嚴格的「犯忌」之列，但又和一般犯人大不相同。首先是七條毛巾和七套內衣短褲，都是純棉加厚的高檔貨，這說明許文革的毛巾和貼身衣服都是當日用次日扔，連洗都不洗。他一個逃犯，有那麼愛乾淨嗎？難道是那些年髒怕了，反而養成了潔癖？其次是幾瓶藥，噴劑，標簽上寫著外文，後來請教了所裡的年輕人，才知道是增強呼吸系統功能的，通常用在哮喘和肺纖維化病人身上。

　　通過這些物品，杜湘東得以想像著許文革的狀態：他獨居斗室，終日不見陽光，飽受呼吸不暢的折磨，但卻神經質地保持著身體的潔淨與精神的冷靜。這個形象是孤獨的、自閉的，同時還是詭異的。回來以後，許文革仍然像個遊蕩在人群之外的幽靈。而杜湘東也意識到，利用如今這點兒可憐的職權，他仍然能夠對許文革施加影響。

　　沒跟任何人打招呼，他沒收了全部毛巾和內衣。至於那些進口噴劑，他去諮詢了一下獄醫，得知許文革並無生命危險，服用藥物只是為了「緩解症狀」之後，便統統擰開瓶蓋，將裡面的液體倒進了便池。可以想見，這些東西對於許文革而言都是必需品，否則不會巴巴兒地叫人送來，因此也可以想見，一旦斷絕供應，許文革將有多麼痛苦、焦慮、寢食難安。但杜湘東就是要折磨許文革，哪怕用的是他過去所不屑的「雞賊」手段。

　　如今鐵門裡的規矩也變了，最有面子的不再是好勇鬥狠的牢頭，而是那些在外面能量無窮的人。在新規矩裡，因為經濟問題進來的商人還能遙控生意，酒後駕車肇事的富家子總能召見律師，最讓人不忿的是，對於某些落了馬的官員，沒落馬的同僚舊部還會專門打電話來要求「關照關照」。看許文革的架勢，儼然已經混成了那些特殊犯人中的一員，面對物資禁運，他會有什麼反應？是公然抗議還是找人求情？杜湘東拭目以待。

　　一連過了幾個禮拜，關押在「小號」裡的許文革卻毫無聲息。從小徐胖子嘴裡聽說，有時許文革犯病犯得厲害，平攤在地上，兩手扒著胸膛，那模樣就像被裝進棺材裡活埋的人。饒是如此，許文革從未申請過就醫，關於藥品的不翼而飛也沒對人提及。在杜湘東看來，對方與其說是在忍耐，倒不如說是一種示威。許文革仿佛是在告訴杜湘東：當你已經變成了一個下作的老無賴，我卻還是一條硬漢。

　　而杜湘東能做的，只有繼續扣留、糟踐那些物資。他不就是想讓許文革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嗎？這個目的已經痛苦而漫長地實現了，但許文革的表態卻令他變成了真正被折磨的那一方。在檢查那些包裹信件之餘，他的酒喝得越來越多，用劉芬芳的話說，隔著八丈遠就能聞見一股酒廠起槽的酸臭味兒。終於，在一次「撅」掉了半瓶二鍋頭之後，他做出了一個老無賴所能做出的最下作的舉動。他在便池前方倒掉噴劑，解開褲子，往寫滿外國字眼兒的塑料藥瓶裡撒尿。尿得不准，濺了一手，他卻還沒尿完就生生憋住，沖回辦公室，將藥瓶放進了寫著許文革的名字、等待轉交進監舍的紙箱。

　　恰好趕上轉運物品的手推車來了又走，杜湘東隨之展開了一段遐想：許文革又快犯病了吧？最好立刻就犯，如此一來，他才能不分青紅皂白抓起藥瓶，把那些濃郁的、酒精含量超標的液體趁熱噴到嗓子眼兒裡去。那個味兒真是甭提了，那個場面真是太解氣也太他媽的變態了。沒錯兒，變態。即使在醉酒的狀態裡，杜湘東也知道應該如何定義自己的行為。都說警察這種職業很容易患上心理疾病，那好，他杜湘東總算趕上了這個時髦。變態也是被逼的，生活逼的，許文革逼的。

　　然後，杜湘東折回廁所，打算把剩下的那半泡尿撒完。

　　然後，他在門外遇到了那個代表許文革來找他的男人。

　　那男人杜湘東見過，前些天從奔馳車裡下來的就有他。此刻他仍穿著西裝，腋下夾著公文包，神情不苟言笑：「杜管教吧？我是許文革的律師。」

　　杜湘東以醉鬼特有的嘴臉睥睨對方：「律師？律師找法官聊去。」

　　「但有兩件事，還得向您說明。」律師仿佛沒看見杜湘東按著褲襠夾著雙腿的醜態，語調不急不緩，「第一件，在被看押期間，我的當事人有權接收衣物、日用品和藥品。尤其是藥，這是醫生開具過處方證明的，看守所方面必須轉交。但據我所知，上述物品都被您無故扣留，這給我的當事人造成了極大的痛苦。而您的行為不僅違反了國家的相關條例，如果說得嚴重一些，已經涉嫌虐待。」

　　「那你告我去。」杜湘東笑了，「你不就是吃這碗飯的嘛。」

　　律師卻也笑了，那笑容還是高度職業化的：「我確實提出過這個建議，但我的當事人拒絕了。進去的人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我也能理解。」

　　杜湘東眉毛揚了揚：「喲，許文革這是跟我賣好兒呢？告訴他沒這個必要。你們不告我我還難受呢，當了這麼多年警察，就是骨頭賤。」

　　「既然是許先生的意思，那麼第一件事就過去了。我想著重說的是第二件。」律師說著，將腋下的公文包打開，取出兩張打印紙，遞給杜湘東，「您先看看這個。」

　　杜湘東抬起手，展示了濕漉漉的尿漬，於是律師只好平舉著兩張紙，照鏡子似的讓他看。醉眼蒙矓，人勉強認識字，字卻不認識人，但等杜湘東用比小學生念作文還慢的速度把那一千多字的材料讀完後，他就尿意全無了。不僅如此，他的腦子裡哢然作響，心臟也像注射了過量的腎上腺素似的狂跳了起來。他愣了許久，再開腔，就不是一個醉酒無賴的口吻了：「許文革到底什麼意思？」

　　律師向杜湘東出示的材料，是關於五年前那場礦難的，卻與通常的調查報告不同，並未糾結於事故的原因與後果，而是主要敘述了親歷者之一許文革在當晚的所作所為。其中包括他帶領三十余名礦工逃生，也包括他從井下把劉秋穀背了上來。

　　至於許文革的「意思」，律師做出了清晰的表述：「許先生的案子，法院正在審理當中。他的罪名是盜竊和越獄，對於這些，我方並無疑議。但在量刑標準方面，法院也必須考慮到各種特殊情況。首先，現在距案發的1989年已經過去了十多年，這十多年裡，關於他的盜竊金額是否可以被稱為『特別巨大』，相關的司法解釋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具體說，許文革盜竊的是一台皇冠轎車發動機，當年的整車價格大約十萬元左右，即使是核心零部件，估值也應該不超過兩萬。這在八十年代算是天價，但在今天如果還被列為重大案件，明顯就不妥當了。再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假如你讓女朋友做過人流，甭管是什麼時候做的，在今天也不能按照1983年嚴打的標準判個勞教了吧？其次，當事人的認罪態度和表現也將對判決起到關鍵作用。許文革是自首，這一點已經毫無疑問，而我方辯護的關鍵之處在於，他在逃期間還有立功行為——試想當時如果不是他挺身而出，不光劉秋谷，就連其餘三十多人也很可能會，或者說幾乎一定會……」

　　聽到這裡，杜湘東眼前的那些字就變成了活螞蟻，黑乎乎地爬得滿天滿地都是。他甕聲甕氣地打斷對方：「你是想讓我給許文革作證？」

　　「對。」

　　「這事兒找我幹嘛？誰在井下找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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