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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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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偷偷畫油畫的朋友,正在偷偷地畫人體,確切地說,畫女人的裸體。這個年輕的畫家朋友尚無女朋友,就算有,女朋友也未必答應脫光了讓他盯著看。那個時代,這件事得進了洞房以後才行。他只能照著書上畫別人的,對著鏡子畫自己的,很快他對有限的臨摹資源厭倦了。有人給他介紹了另外一個偷偷畫油畫的朋友,是個女畫家。兩人資源短缺的異性畫家決定相互畫對方。不是面對面畫,而是對著照片畫。這就需要拍下對方的裸體,以藝術的名義,藝術地拍。他們提前設計好各種「藝術」的姿勢,然後邀請到孫立心。只有他才能拍出他們想要的效果。孫立心也頗為躊躇了一陣,拍男人的身體他不怕,拍女人,有點怵。但他想拍,對一個攝影藝術家來說,這叫「創作」。他需要創作。為了相互都不給對方惹麻煩,他們達成共識,拍照時兩個人都戴上一副印著五角星的面具。毋庸置疑,這是社會主義的藝術。 女畫家沒事,男體就是男人脫光了被畫出來而已。男畫家畫女體,不行,大家把這個過程想像得極其複雜:女人怎麼可能會隨隨便便光著身子被畫呢,顯然是強行扒光了人家的衣服,這涉嫌暴力;接下來,如此豐腴美好,擺出這麼誘惑的姿勢,該凸的凸,該凹的凹,該大的大,該小的小,該黑的黑,該白的白,完全是打著藝術旗號的色情,起碼是包括(但不限於)色情。總而言之,畫女人裸體,乃是地地道道的流氓行為;給裸體女人戴上印有五角星的面具,又是什麼意思?表達政治上的不滿還是某種隱喻? 男畫家被抓了。順藤摸瓜,孫立心也被揪出來。他的罪名甚至更大,男畫家只是照著照片畫,他是親自對著一具活生生的女人裸體拍,顯然他更流氓。兩個人以流氓罪被判入獄,有期徒刑五年。「上海58-2」相機也被當成罪證沒收。瞭解內情者,知道他們因藝術而成為流氓犯,不知道的,完全把他們當成流氓看了。 這個罪名把孫立心一輩子都搭了進去。待滿五年出來,孫立心像個小老頭,頭髮都白了。斷斷續續做了些零工,不再拍照,沒娶妻,也娶不到。殺人犯有人嫁,流氓犯沒有,老太太見了他都躲著走。孫立心孤身終老,一個人待在小屋裡,寫寫畫畫,很多年後,孫宴臨念了高中,他方緩過勁兒來。他開始輔導孫宴臨畫畫。家裡人才知道他在琢磨郎靜山的作品,還寫了兩本跟郎靜山有關係的書。事實上,很多年裡也沒幾個人真正關心他在做什麼。 孫宴臨的第一部相機,就是小祖父用兩本書的稿費給她買的。孫宴臨獨身至今,也是受了小祖父的影響。既然一個人被理解起來如此之難,那麼獨自生活也挺好。做飯都省心,一人吃飽,全家不餓。 她在廚房裡做飯,我站在門邊隨時待命,因為她不知道多了一個男人,飯菜的量分別要加多少。她講我聽,天就黑了。看在我是個乖學生的份兒上,她決定今晚親自下廚。她做淮揚風味,三菜一湯。不能說味道有多好,但吃著貼心。你可以滿世界亂竄,但胃是有祖籍的,找對了地方,它就會及時地告訴你。 比飯菜更貼心的是人。女人在廚房裡時最美,我直言不諱地告訴她。她認為此觀點涉嫌性別歧視,很男權。我說你高估男人了,讚美一個廚房裡的女人,男人不走腦,只走心,理智是使不上勁兒的。我沒告訴她「美」的細節,因為關乎性感,說出來要討打。家常氛圍的性感,還有身體的性感:她穿寬鬆的家居服,圍裙在腰間束了一道,一個大大咧咧的曲線就出來了;彎腰時,家居褲裡的臀形半隱半現,而我站在她側後方,圍裙裹緊的上身胸部蓬勃而出;看料子,我想那家居服的手感一定很好。她轉過臉,一綹頭髮垂到眼前,蓬鬆的頭髮有點亂。我身體裡有個地方狠狠地疼了一下。 「發什麼傻?」她問,「要辣椒麼?」 「看你啊。」我說,「要。」 「去!」她白我一眼,「收拾飯桌。」 我把飯桌搬到畫室中央,周圍環繞著她尺寸不一的各種畫。如果在屋樑上俯拍,大概能拍出一個孤島的效果:那張小小的飯桌,連同我們兩個人,如同被藝術圍困的一個孤島。她說,一個人吃飯,飯桌從來都是貼住畫室一角,要不太空曠。她想用的詞也許是「孤獨」。我說,那是她一個人,現在是兩個人,多空曠都鎮得住。她端著碗直直地看我。 我放下筷子,把手伸過去,摸了摸她的臉。她的眼圈慢慢紅了,兩顆淚越聚越大,然後埋下頭吃飯,筷子把飯碗磕得當當響。 「吃飯,」她說。 碗筷放下之前沒再理我。 孫宴臨對攝影有了興趣完全是個偶然。跟先祖孫過程傳下來的那部相機沒任何關係,她懂事時,空殼相機也早已經不知所蹤。跟小祖父玩過攝影也沒關係,孫立心從牢裡出來,「相機」「攝影」作為孫家的敏感詞已經五年,早就被成功地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過濾掉了。 初中一年級,她到同學家玩。同學炫耀親戚從日本給他們帶來的佳能相機。EOS 700型,一款面向業餘攝影者的自動對焦35毫米單鏡頭反光照相機,作為EOS 850型更新換代的機型,該款機器設有焦點預測功能和多種曝光模式。她只是想摸一下。同學擋住了她伸過來的手,只許看,弄壞了賠不起。她是個好學生,成績好到老師和同學極少拒絕她的要求。她覺得很沒面子,情急之下脫口而出,誰稀罕!我家鄰居就是郎靜山,攝影大師。 1949年郎靜山去了臺灣,很多年裡大陸業界對他都知之甚少,在這個小城,絕大多數人更是聞所未聞。就算都天廟街的街坊,你說攝影大師,他們也很難立刻把他跟家門口那個空寂破舊的院落對上號。小同學們笑她瞎說,咱們這地方哪有什麼攝影大師。孫宴臨只是嘴硬:當然有,還是鄰居,但更具說服力的信息一條列舉不出來。她說天不早了,先回家吃晚飯,明天再給你們普及。 回到家,父母也語焉不詳。正好母親煮熟餃子,讓父親端一碗給小祖父。父親出了門把餃子交給孫宴臨,在她耳邊說,送去,問小爺爺。在孫立心的小屋裡,孫宴臨看到一摞手稿;六年後這摞手稿在一家偏遠的出版社出版,書名《夜靜春山空:郎靜山和他的藝術世界》。那部書稿,文字問題不大,間或小祖父做點解釋,孫宴臨囫圇圇也看得下來;圖片資料麻煩,孫立心隔三差五跑各家圖書館,郎靜山的攝影作品他只能用鉛筆臨摹下來,經常一張照片要畫一天,饒是如此精心,效果也往往不盡如人意;更兼若干圖片資料可畫性極弱,孫立心只好轉著圈用文字解釋,看得孫宴臨腦袋一圈比一圈大。 收穫倒也立竿見影。幾十頁手稿和幾幅臨摹圖片看下來,不僅唬住了同學,還被同學們目為了專家。「專家」的虛榮逼她沉下心讀完了小祖父的全部手稿。一本書看下來,她覺得自己跟攝影有了隱秘的關係。她跟小祖父說: 「我也要學拍照。」 「那玩意兒害人,」孫立心說。他的後半生一直很瘦,大夏天穿襯衫也要把扣子扣到頂。吸了三口煙後他又接了下半句,「太貴。要喜歡,就從畫畫開始吧。」 「這麼簡單?」晚飯後坐下來喝茶,我問她。 「那得多複雜?」 「一輩子的志業,總要隆重點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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