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二十八、在上海_瓊瑤

二十八、在上海

　　從四川的鄉間，到十里洋場的上海，這兩個地方，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看到滿街穿梭不停的車水馬龍，簡直看得眼花繚亂。童年的我，從成都，到湖南，經廣西，越貴州，回四川，再來上海，我真走了一條漫長的路！這條路不僅漫長，而且充滿了狂風巨浪。

　　終於來到了上海，我們流浪的日子應該結束了吧！父母帶著我們四個孩子，開始在上海布置起一個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間房間，在上海市外白渡橋的一棟大樓裡。這棟大樓有個很洋化的名字；禮查大樓。

　　禮查大樓是棟五層樓的樓房，很可能以前是個旅館什麼的。因為，它每層樓都有很長很長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間一間的房間，每個房間都一模一樣。房裡附帶一個極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裡有洗澡盆而沒有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盡頭的公用廁所裡去。

　　這禮查大樓，是同濟大學的教職員宿舍。我們分配到的這間房間，在四樓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擠在這一間房間裡生活。房裡有一張床一個大書桌，白天父親在書桌上改考卷，晚上鋪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們在上面睡覺。至於那間小浴室，母親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買了爐子燒鍋煮飯。每隔幾天，移開爐灶，孩子們集體洗澡。

　　似乎從我出世開始，貧困一直是我們家的問題。這會兒到了上海，情況絲毫沒有好轉。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貴得驚人。我們三個大的，正在飛快的長大。食衣住行，樣樣需要錢。父親那份微薄的薪水，顯然無法支持我們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卻有嫡親的大舅舅、小四姨等。

　　這個時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與世長辭。母親的大哥當律師，生活很寬裕，住在亞爾培路一棟非常講究的房子裡。兄妹已經許多年不曾見面，此時一見，不禁抱頭痛哭。大舅看到我們一家，如此窮途潦倒，孩子們都面黃肌瘦。當下，就力勸父親改行，不能再教書了，再教下去，孩子們都會餓死了。一篇談話，把我那固執的父親，談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動的說：

　　「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輩子書，也只會教書。窮，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兒，就只好跟著我過窮日子。改行，是絕不可能的事！」

　　父親大怒而回，從此和大舅行跡疏遠，話不投機。大舅勸他改行一事，深深傷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氣也很倔強，看父親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對父親也有許多埋怨。這樣一來，我們和大舅家的來往，就變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帶著大包小包的衣服來我家，裡面有許多小紗衣小紗裙，還是外祖母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終沒拿到，如今，卻正好給比我小了八歲的小妹穿。看到這些衣物，別提了，母親又哭了好幾天。

　　我們終於安定了下來，苦雖苦，總是闔家團圓的。父親開始考慮到我們三個大孩子的教育問題。於是，有一天，父親帶著我們三個，走進上海市第十六區國民小學。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進學校，接受學校教育。那年我九歲，算年齡，應該插班念小學三年級。學校給我做了一個簡單的入學考試，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級班，麒麟背不出書，降到二年級，小弟一年級。

　　活到九歲，我這才開始進學校唸書，記憶中，念得真是辛苦極了。其實，不止是「辛苦」，簡直是「痛苦」極了。

　　原來，我從四川來上海，講的是一口四川話，而學校裡，從老師到同學，大家都講上海話。我語言不通，老師說什麼我不懂，同學說什麼我也不懂。再加上，我來自鄉間，難免土裡土氣，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幹，對比之下，我是相形見絀。再有，我從小，只有母親教我背唐詩，我的閱讀能力很強，但是，數學卻連加法都不會，成績完全跟不上。在這諸多原因下，我在學校中，真是苦極了。

　　上海的孩子會欺生，上課第一天，大家在操場中排隊。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後推，後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隊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師走來，見我不排隊，把我痛罵一頓。全班同學，竊竊偷笑，而我，哭著跑回家說：不要上學了！

　　不上學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訓練我們的獨立精神，和適應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學校去。逐漸的，一天又一天，同學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學著去交朋友，因為語言的隔閡，交朋友真太難了。

　　我上學上得很不順利，兩個弟弟也不順利。麒麟從小脾氣就壞，總是和同學打架。小弟弟更絕了。他一生沒有規規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幾小時的經驗，此時，要他坐著聽老師講課，他怎麼坐得住？不知怎的，他發現只要舉手對老師說：

　　「我要尿尿！」

　　老師就會讓他去上廁所。結果，他每節課都要舉十幾次手，去上廁所。有一次，老師忍無可忍，生氣的說：

　　「不許去！」

　　小弟見計謀不成，如坐針氈，居然威脅起老師來：

　　「你不讓我去，我會尿褲子！」

　　「尿就尿！」老師說：「不許去就不許去！」

　　誰知，老師的話才說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決」起來，弄得全班師生，大驚失色。那時，學校裡有個規定，學生講了粗話或做錯事，要用紅筆在嘴上畫一個圈，那紅墨水畫在嘴上，洗好幾天都洗不掉。老師這一氣，就在小弟嘴上畫了好幾個紅圈。那天麒麟因為打架罵人，也被老師用紅筆在嘴上畫了圈。結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課，訓導主任跑來通知我說：

　　「你今天不要上課了，把你兩個弟弟帶回家去吧，他們一個尿了褲子，一個打了架！」

　　學校離我們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帶著兩個弟弟上課下課。那天，我領著兩個弟弟回家，看到他們嘴上畫的紅圈，和小弟的濕褲子，真是覺得丟人極了。兩個弟弟還氣呼呼的嘟著嘴，路人都回頭看著我們笑。我又羞又惱，對兩個弟弟說：

　　「早知道，你們兩個在東安城丟掉就算了，找回來幹什麼，這麼麻煩！」

　　話才說完，想起兩個弟弟在東安失散後的淒涼慘狀，不禁大大後悔起來，心中一酸，淚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見我哭了，就也哭了，用手拉著我的衣襟說：

　　「你不要哭，我以後再也不敢了！」

　　麒麟見我們兩個都哭了，眼眶就也紅了起來。我在那一瞬間，體會出我是這個家庭的「長姐」，兩個弟弟，終生都是弟弟，不論他們怎樣，我再也不要和他們分開。於是，我一手攬住一個弟弟，三人一路哭著回家。到了家裡，我急忙把兩個弟弟藏進浴室裡，拚命幫他們兩個洗掉嘴上的紅圈，就怕父母看到了，會和我一樣傷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這樣的。記憶中，屬於歡樂的事情實在不多。貧窮會把歡樂從身邊偷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們缺乏冬衣，冷得牙齒和牙齒打戰。每天三個人手牽手的去上學，經過賣糖炒栗子的攤子，真想買一包糖炒栗子來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沒有錢，就是吃不到。學校的同學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沒有。那時，心裡最大的願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離開上海，願望都沒有實現。

　　說實話，從小，我就在困苦中長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這段時間，對困苦的感覺特別敏銳。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為父親的收入實在不夠維持，（大舅一直想接濟我們，父親隙驕傲的拒絕了。只有大舅母，變著花樣，吃的穿的，經常往我們家送。）母親見這樣不是辦法，就也去中學裡教起書來。這樣一來，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課，就飛奔回家照顧小妹妹。我家那張大書桌，已不夠我們睡，我們就打起地鋪來。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

　　生活裡的喜悅實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發現了寫作的快樂。我寫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說《可憐的小青》。父親讀了，似乎頗受感動，他幫我寄給了大公報的兒童版。當這篇稿子登出來之後，我整天捧著那張報紙，興奮得茶不思，飯不想。把自己這篇短文，讀了起碼一百遍。可憐的小青，到底寫些什麼？如今已不復記憶。但，顧名思義，那「可憐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寫照吧！

　　自從在報上發表了作品之後，我開始迷上寫作了。每天下課回家，就塗塗寫寫。那時，我的小四姨參加了話劇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當年，小四姨是個胖妞，很有喜感。雖然不是主角，卻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戲院看小四姨演話劇，是記憶中最快樂的事。看完話劇回家，我居然寫起劇本來了。不會分場，我全寫「獨幕劇」。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寫「雙人劇」。好長一段時間，我樂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編劇」，只是笑。因為我的取材，全是父親與母親間的「對白」，所談的問題，全是逃難時的點點滴滴。

　　我這些「劇本」真可憐，從沒有發表過，出版過，當然也沒有人演出過。最後，都進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書，漸漸有了朋友，學會了說上海話，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會一個人逛書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飯。也會抱著妹妹，去外白渡橋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們去外灘公園奔跑──以發洩我們在一間房間內無法發洩的體力。

　　但是，父母的臉色又不對了，上海市的氣氛也不對了。物價飛漲，金元券貶值，上海的商店中，發生了驚人的大搶購……這些事情，對幼年的我來說，是根本無法瞭解的。我唯一熟悉的，是那種緊張的氣氛。我知道，戰爭又逼近了！

　　果然，戰爭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戰爭，這次是內戰。對我而言，戰爭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難。父母臉上又失去了笑容，他們整天討論著討論著。最後，父親決定，把母親和我們四個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繼續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學期教完。於是，我們離開了剛剛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

　　這是我們第二度回鄉，第二次和祖父團聚。兩次都在戰爭的陰影下，兩次，湖南都只是我們的中途站，而不是我們長久棲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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