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斷的鄉愁九、北京的四合院·北京的盧馬(2)

九、北京的四合院·北京的盧馬(2)

　　那天，李世濟知道我不懂戲，特別把她的唱詞，全寫下來給我，再唱。她唱了一段「文姬歸漢」，又唱了一段「抗婚」「哭墳」。我這才領悟到李世濟的魅力，她不但有金玉之聲，而且唱得非常入戲。聲音裡的感情已十分豐富，她的表情更抓住了每個聽眾的視線，一曲「文姬歸漢」，她唱得眼淚汪汪。唐在炘為她操琴，兩人間配合得天衣無縫。當她唱完，全場掌聲雷動。連我這個不懂戲的人，也被她深深感動了。

　　那天，很多人都接著表演，散會時已是黃昏，李世濟送我到大門口，忽然對我說：「四合院的事，大家都會幫你留意！」

　　哎呀！怎麼人人都知道了？完全像真的一樣呢！

　　作家出版社的亞芳也知道了，她熱心地說：「我們出版了你這麼多書，不知道怎麼付版稅，或者，我們幫你物色一幢四合院吧！」

　　亞芳，在我到北京的第一天，她就和作家出版社的另外兩位編輯在樓下等我，當我看房間，訂房間時，他們殷切切地守在旁邊，一直對旅館經理說：「給她最好的房間，然後我們再來結賬！」

　　為什麼？我當時根本弄不清楚他們的身分和目的，立刻，我就拒絕了。亞芳是個誠誠懇懇的中年女士，並不很善於言詞。看我很困惑的樣子，她遞上了名片。可是，我仍然很迷糊。因為，那時候，我還根本不知道，我的小說，已在各個出版社，出版得十分熱絡。

　　後來，亞芳經常來看我，我們談著談著，也就談熟了。但，在北京，我每天都要見許許多多的人，也和許許多多的人合影留念，有些人，我見過許多次都記不住名字。亞芳有件事讓我記憶深刻，有天，她拿了一疊他們幫我照的照片給我。給到最後一張，是我和亞芳兩個人的合照，她忽然把這張照片往自己皮包裡一塞，呐呐地說：「這張不給你了！」

　　「為什麼？」我問她。「你有底片，可以再洗呀！」

　　她抬起眼睛，有些憂傷地看了我一眼。

　　「因為……」她坦白地說：「我猜你根本不記得我是誰。這張照片對我有意義，對你，大概沒什麼意義吧！」

　　她那憂傷的語氣，使我頓時一怔。難道，我在這些日子裡，曾經忽略過她嗎？我注視她，清清楚楚地告訴她：「你是亞芳，我怎麼會不記得你？我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就在照顧我呀！」亞芳眼睛一亮，臉就紅了。她迅速抽出那張照片交給我，同時，給了我一個燦爛的笑。至今，她那笑容還常浮現在我眼前。無獨有偶，要幫我物色「四合院」的，除了作家出版社外，還有工人出版社。大家言之鑿鑿，事實上，直到我們離開大陸，「四合院」仍然只是我們這一大夥人的「夢」。

　　我在北京十二天，絕大多數的日子都很快樂。知道我的小說，在大陸每本銷售量都高達七八十萬冊，對我來說，簡直是個「震撼」。我的歡樂實在涵蓋了版權問題。我想，「讀者」是每個「作者」最大的安慰，那種安慰，使我對出版權問題、版稅問題，都變得「淡然處之」了。但是，當有一天，有位讀者拿了一本我的假書來，那本書名叫《噴泉》，冒我的名而出版，我當時就情緒低落了。接著，又有《風裡百合》，《忘憂草》等假書出現。等到有本《蛇女》拿到我面前來時，完全是一本下流的黃書！

　　我翻了一翻，心裡難過極了，第一次瞭解到，「版權」的重要性。一個臺灣作家，如何才能在大陸受到起碼的保護？這實在是個太大的問題！我如何去告訴大陸上廣大的讀者，某些書不是我的「原著」？這是更大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快樂。

　　就在我陷入這種「不快樂」的情緒中時，盧馬出現了。

　　那晚，我回到旅館已經很晚了，櫃檯忽然打了個電話到我房間來，說：「樓下有位女學生，已經等了你好幾小時，希望見你一面，你見不見她呢？

　　我有些猶豫，因為那時我已相當疲倦了，但是，櫃檯小姐卻接了一句：「我都被她感動了呢！」

　　她都被感動，我怎忍心不見。於是，我請她上樓來。

　　打開房門，那少女站在門口，手中捧著一具白毛的玩具狗，臉頰紅紅的，緊張得直往嘴裡吸氣，半天都說不出話來。我伸手把她拉進房間，感到她的身子在微微顫抖。關上了房門，我竭力想緩和她的情緒，於是，我笑著說：「我是瓊瑤，你呢？」

　　「盧馬。」她硬邦邦地吐了兩個字，眼睛直直地瞪著我，不相信似的，做夢一樣的。

　　「盧馬。」我說：「很奇怪的名字啊！怎麼會取名字叫盧馬？」

　　「因為我爸爸姓盧，我媽媽姓馬！」她簡單地解釋，一對烏黑的眼珠，仍然一瞬也不瞬地盯著我。忽然，她就激動地喊著問出來：「你是瓊瑤？你真的是瓊瑤？我看了你許多小說，認為全世界，只有你能瞭解我，而你卻離我那麼遠，你在臺灣呀！」

　　「可是，現在，我在你眼前呀！」我說。

　　我這樣一說，盧馬卻在刹那間，掉下淚來。她一落淚，我的心就痛楚起來，我慌忙把這大女孩（十九歲，正要考大學）擁進懷中，撫摩著她的背脊，我一疊連聲說：「別哭呀！有什麼話，就對我說呀！不要以為我們距離很遠，你瞧，你見到了我，不是嗎？可見人生沒有不可能的事……」我一面說，盧馬一面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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