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太匆匆(1)_瓊瑤

一

　　▼楔子

　　七月，一向不是我寫作的季節，何況，今年我的情緒特別低落。某種倦怠感從冬季就尾隨著我，把我緊緊纏繞，細細包裹，使我陷在一份近乎無助的慵懶裡，什麼事都不想做，什麼事都提不起勁來，尤其對於寫作。寫作是那麼孤獨，又那麼需要耐心和熱情的工作。這些年來，我常覺得寫作快要變成我的「負擔」了。我怕不能突破自己以往的作品，我怕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我怕失去了熱情，我更怕——亙古以來，人們重複著同樣的故事，於是，我也避免不了重複又重複——寫人生的愛、恨、生、死，與無可奈何。我的好友三毛曾對我說過一句話：「如果我們能擺脫寫作，我想我們就真正解脫了！」

　　或者，只有寫作的人才能了解這句話。才能了解寫作本身帶來的痛楚，你必須跟著劇中人的感情深入又深入的陷進去，你必須共擔他們的苦與樂，你必須在寫作當時，作最完整的奉獻，那段時間中，作者本身，完全沒有自我。所以，最近我常常在失眠的長夜裡，思索這漫長的寫作生涯中，我是否已經奉獻得太多了？包括那些青春的日子，包括那些該歡笑的歲月，包括那些陽光閃耀在窗外，細雨輕敲著窗櫺，或月光洒遍了大地的時候。

　　我在最近一本小說《昨夜之燈》中寫了一段：「全世界有多少燈？百盞，千盞，萬盞，萬萬盞——你相信嗎？每盞燈下有它自己的故事？」是的，每盞燈下有它自己的故事。其中一盞燈光下，有「我」這麼「一個人」，「孤獨」的把這些故事，不厭其煩的寫下來，寫下來，寫下來——

　　於是，我會問「為什麼？」於是，我會說「我累了。」我從不認為自己的寫作是多麼有意義的工作，我也從不覺得自己有「使命感」。當初，吸引我去寫作的是一股無法抗拒的狂熱，其強烈的程度簡直難以描述。而今，歲月悠悠，狂熱漸消。於是，我累了，真的累了。

　　今年，我就在這份倦怠感中浮沉著，幾乎是憂鬱而徬徨的。我一再向家人宣布，我要放棄寫作了。又隱隱感到莫名的傷痛，好像「寫作」和我的「自我」已經混為一體，真要分開，是太難太難太難了。又好像，我早已失去「自我」了。在那些狂熱的歲月裡，我就把「自我」奉獻給了「寫作」，如今，再想找回「自我」，驀然回首，才發現茫茫世界，竟然無處有「我」。這種情緒很難說清楚，也很難表達清楚，總之，今年的我頗為消沉，頗為寥落，而且，自己對這份消沉和寥落完全無可奈何。最可怕的，是沒有人能幫助我。

　　七月，天氣很熱。

　　七月，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層」。「沉在河流的底層」是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句子，第一次讀到它的時候我才十幾歲，懵懂中只覺得它好美好有味道，卻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後，在我的作品中，我不厭其煩的引用這個句子，說來慚愧，依然不太明白它的意思。現在，我又引用它，更加慚愧！我還是不太懂。我給了它一個解釋，河流是流動的，「沉在河流的底層」，表示「動的是水，靜的是我，去的是水，留的是我，匆匆而過的是水，悠悠沉睡的是我。」

　　不管這解釋對不對，我的心情確實如此。

　　就在今年這樣一個七月的日子裡，有封來自屏東萬巒鄉的短短小箋，不被重視的落到我眼前，上面簡單的寫著：「瓊瑤女士：您好！在以前你不認識我，希望以後你能認識我，很奇怪，是嗎？這裡有一個故事；我一直想寫但寫不出來，一個我的故事，我和『鴕鴕』的故事。『鴕鴕』是她的乳名，一個發音而已，湖北話。她今年二十四歲，我二十六歲。她和我在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點十分在同學的舞會中認識，這其中發生了許多許多感人的事。她那兒有我完整的資料：信、素描、字畫、各類的東西。我這兒有她的照片，我的三本日記，信有五百封左右。一切資料均有，但我寫不出任何一個字。請幫我一個忙好嗎？幫我寫出這個故事。

　　此祈愉快

　　韓青敬上又及：她本名袁嘉珮，我叫她『鴕鴕』。輔大。我本名就叫韓青，文大。請聯絡：我家電話（八七）八八八×××。」

　　這封信沒有帶給我任何震盪，因為信裡實在沒寫出什麼來。而這類信件，我也收到得太多了。我把信擱置在一旁，幾乎忘記了它。幾天後，我收拾我那零亂的書桌，又看到了這封信，再讀一遍，我順手把它夾在「問斜陽」的劇本裡。再過幾天，我看劇本，它從劇本中落了出來。

　　怎麼？「它」似乎不肯讓我忽略它呢！

　　我第三次讀信。讀完了，看看手錶，已經是半夜了。屏東萬巒鄉，很陌生的地方，不知道那位「韓青」已入睡否？或者，我該聽聽他的故事，即使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層」，不想寫任何東西，聽一聽總沒有害處。而且，某種直覺告訴我，寫信的人在等回音，寫信的人急於傾吐，寫信的人正痛苦著——

　　他需要一個聽眾。於是，我撥了那個電話號碼，感謝電信局讓台灣各地的電話可以直接撥號，而且沒有在每三分鐘就插嘟嘟聲，來打斷通話者的情緒。我接通了韓青，談了將近一小時。然後，我在電話中告訴他：「把你的日記、信件、資料統統寄給我，可是，我並不保證你，我會寫這個故事，假若你認為我看了就一定該寫，那麼，就不要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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