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天堂(2)_笛安

二

　　她走了以後的這間休息室還真是安靜。我從櫃子裡拿出我的白衣。它曾經是雪白的，現在已經變成了象牙白。不知不覺間，我穿了三年。我照例把該給的藥送到每一床。那些父母往往像孩子一樣沖我脆弱地一笑，倒是躺在床上的那些孩子，才七八歲甚至更小眼神就已漠然到一種境界。我走到皮皮跟前，他在輸液，閉著眼睛。他媽媽，那個說是三十歲看上去足有五十的農村女人拘謹地跟我打招呼。「皮皮，」她說，「叫阿姨呀。」「別，」我打斷了她，「讓孩子睡吧。」「他不睡，」她有些緊張地笑笑，「剛才他還說他不瞌睡呢。」這時候皮皮睜開了眼睛，他是個眉清目秀的小男孩。「阿姨好。」他說。「皮皮，」我俯下身子，「今天天氣特別好，阿姨幫你拉開窗簾吧。」——我跟孩子們說話的語氣一向被楊佩批判為「矯揉造作」。他輕輕地笑了笑，「不用。太陽晃眼呢。」然後又閉上了眼睛。

　　我走出去，現在我要到樓梯對面的另一間病房。皮皮他們那間是給十歲以下的孩子的，我現在要去的這間住著十到十四歲的孩子們。我比較喜歡來這一間，因為這兒住了兩個活寶：龍威和袁亮亮，都是十三歲，一對相逢恨晚的難兄難弟。常常交流黃色笑話，也常常互相嘲諷對方做骨髓穿刺的時候表現得像個娘們兒。

　　「美女你好。」他們每天都這樣跟我打招呼。

　　「美女，」龍威指指袁亮亮，「他剛才居然說你長得像舒淇，我十分氣憤，怎麼能拿你跟拍三級片的相提並論呢。打他！」

　　「小點聲。」我笑著，「省得陳大夫聽見了又罵你們。」

　　「已經罵過了。」龍威說，「你來之前就罵了。也不知道今天怎麼了，大清早的。」

　　「准是昨天晚上跟他老婆不和諧。」袁亮亮壞笑。陳大夫就在這時無聲無息地出現在病房門口，非常戲劇性。「小宋，」他說，「葉主任叫你。」

　　我出來的時候他跟我說：「我真不明白這兩個孩子，哪點兒像得癌症的？」

　　這有什麼奇怪的。我在心裡說，日子再艱難，人也找得到快樂。這跟勇敢和樂觀什麼的不搭界，這是本能。我倒是真希望他們倆能在這住久一點，這樣工作就沒那麼辛苦——每一天都是千篇一律的，一樣的步驟，一樣的程式，一樣地從早忙到晚，說不定再過兩年，連說話用的詞都懶得換了。日子倒是好打發，很快，已是晚上十點。

　　這個星期是楊佩的夜班，不過她大小姐遲到是家常便飯。我先去看了看皮皮，他睡得很好，不止他，整整一病房的孩子都已經睡著了，他們睡著的臉龐沒有白天那麼早熟。我再轉到隔壁的加護病房，去給那個叫方圓的小姑娘量體溫。她是個敏感的孩子。當然，這裡的孩子都很敏感，但她更甚。漆黑的眼睛，懂事地看著你，才八歲就有了種嫵媚的表情。陳醫生斷定她最多還剩三個月，我信。她眼睛閉著，睫毛卻一扇一扇的，她媽媽，那個清秀瘦弱的小學老師站起來。「您坐下。」我說，「不累吧？」「不累。」她笑笑。「要是累您就在這張床上躺會兒。」我指指另外那張暫時沒病人的空床。「我知道。」她又笑笑。我離開帶上門的時候她攤開膝蓋上的童話書，幾乎是小心翼翼地問她的女兒：「還聽嗎？」

　　現在我終於要去龍威和袁亮亮他們那兒了，這令人輕鬆愉快。果然，偌大一個病房，一些陪床的父母都在打盹了，就剩他倆還醒著。龍威居然把他的語文練習冊擺在膝頭，一本正經地用功。「從良了？」我壓低了聲音逗他。他沒理我，倒是袁亮亮一如既往地接茬兒，「這叫故作『與病魔鬥爭』狀。」「《滕王閣序》，」龍威自言自語，「誰寫的？」「王勃。」我說。「哪個『勃』？」他問。「勃起的勃。」袁亮亮說。

　　「睡吧。」我說，「別太累了。」「就是，」袁亮亮接口，「人都快死了還管什麼《滕王閣序》。」

　　「操，你他媽的給老子閉嘴。」龍威瞪起眼睛。「小點聲，」我說，「趕緊睡。等會兒楊佩來了可就沒我這麼客氣了。」「真是的，」龍威嬉皮笑臉，「要是每天都是你值夜班該多好。」「每天，」我把他的書放到床頭櫃上，「那還不得折騰死了。」「說，」袁亮亮換了一個嚴肅的表情，「誰『折騰』你了？是不是陳大夫？我早就看出來他對你圖謀不軌。」「你——」我本來想說「你去死吧」——那是我的口頭禪，不過咽了回去。

　　楊佩的高跟鞋終於清脆而空曠地敲擊著走廊。我走出去，看見她神采飛揚地把外套扔到休息室的桌上，「你信嗎？」她說，「我從早上一直睡到剛才，真過癮。不過這樣一來就沒時間跟我們小杜瘋狂一把了。」她做了個鬼臉，這時候有人按鈴。「真煩。」她這樣說。

　　我呆呆地坐在桌前，覺得大腦已經滿得沒有一絲縫隙。桌上那堆淩亂的郵件裡有封航空信，不用說是父親寫給我的。不過我現在懶得拆開。其實我對父親的印象實在說不上深刻。他一年只回來一兩次，皮膚曬得黑黑的，明亮的眼睛裡全是異鄉人的神情。小時候他總是把我高高地舉起來，說：「讓爸爸看看天楊又變漂亮了沒有。」吊燈就懸在我的頭頂上，我在他漆黑的瞳仁裡看見了有點膽怯的自己。父親在非洲一待就是十年。我十二歲那年，他因為多年來在非洲的出色工作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什麼獎學金赴法國深造，幾年後就留在那裡，不過每年仍然會把至少三分之一的時間耗在非洲。這之間他結過婚，又離了，我有一個從未謀面，今年才五歲的小弟弟，不大會講中文的混血寶寶——就是這場婚姻的紀念。我把那封信放到包裡，站起來。把白衣扔進櫃子。腿腳酸疼，真恨不得把鞋脫下來丟進垃圾筒。走廊上的日光燈永遠給我一種超現實的感覺。我喜歡這寂靜。慢慢地走，踩著自己的腳步聲。從童年起，夜晚醫院裡安靜的走廊就讓我心生敬畏。不止走廊，醫院裡的很多場所都讓人覺得不像是人間。比方說爺爺的辦公室，那是我小時候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爺爺是放射科的主任，給人的身體內部拍照片。他站在一個碩大無比的鏡頭後面，對病人說「不要動」或者「深呼吸」之類的話，只是從不說「笑一笑」。他把X光片抖一抖，夾到燈板上。X光片抖動的聲音很好聽，脆脆的，很凜冽，可是不猙獰。「這是心臟。」他指指一團白得發藍的東西，戳戳我的小胸口。「是藍的？」我問。「是紅的。」爺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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