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馬凡陀的山歌》等詩歌和雜文、散文(5)

《馬凡陀的山歌》等詩歌和雜文、散文(5)

　　除《沸羹集》和《天地玄黃》外，郭沫若這個時期還寫了回憶錄《洪波曲》以及報告文學《蘇聯紀行》、《南京印象》。《洪波曲》主要描述作者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歷。《蘇聯紀行》以日記體裁記敘他一九四五年赴蘇聯考察時見聞。《南京印象》用散文體裁抒寫他一九四六年以舊政協代表身分到南京為和平而奔走時所見情景。這些書內容堅實，有不少優美的篇章。在《南京印象》中有「梅園新村之行」一節，作者滿懷深情地描繪了為挽救民族危亡日夜操勞的周恩來同志。

　　同郭沫若的《蘇聯紀行》相類似，茅盾寫了《雜談蘇聯》和《蘇聯見聞錄》兩書，記述他訪蘇經過以及描繪在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建設面貌，在當時情況下起了一些宣傳作用。茅盾這個時期寫的雜文、散文大部分收集在《速寫與隨筆》、《見聞雜記》、《時間的紀錄》、《生活之一頁》、《脫險雜記》、《歸途雜拾》等文集中。其中《時間的紀錄》一書主要是諷喻現實的雜文和追悼懷念之文，其餘各個集子多數是記敘性散文。茅盾從「五四」以來經歷過無數瞬息變幻的風雲，對現實的觀察深刻而透徹，因而能以小見大，用小文章針砭「大時代」。

　　他在《時間的紀錄·後記》裡說：「這些小文章倘還有點意義的話，則最大的意義或亦即在於此。命名曰《時間的紀錄》者，無非說，從一九四三年——四五年，這震撼世界的人民的世紀中，古老中國的大後方，一個在『良心上有所不許』以及『良心上又有所不安』的作家所能記錄者，亦惟此而已。」（注：《茅盾文集》第10卷第438頁）作者在許多文章中告訴人們一個真理：無論是外國的還是中國的法西斯主義，其壽命都不可能長久。如《東條的神符》、《狼》、《雜感二題》等篇，明鞭國際的法西斯主義，暗中也捶擊中國的法西斯主義。除政論性雜文外，茅盾這個時期還寫了許多文藝評論和序跋，如《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紀」》、《為詩人們打氣》、《談歌頌光明》等篇，不僅筆致清麗，可以當作優美的散文，而且反映了文藝界的民主要求，批駁了文藝上反民主的思潮，在當時反壓迫爭民主的文藝運動中起了鼓舞作用。

　　在「五四」時期就以清新優美的散文稱譽于文壇的作家朱自清，這時期繼續勤奮地致力於散文雜文寫作，發表於《大公報》、《燕京新聞》、《知識與生活》、《新生報》等許多政治色采不同的報刊上，編成《論雅俗共賞》、《標準與尺度》兩書。《論雅俗共賞》主要是文學評論。《標準與尺度》有評論、雜記、書評、書序，談文學和語言問題的占多數，但也有諷刺黑暗現實的雜文。他面對殘酷的現實，以實際行動支持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步學生運動。他這個時期寫的雜文，如《動亂時代》、《回來雜記》、《論氣節》、《論吃飯》等篇，以簡約而通俗的筆法，描述那時的社會生活現象，選取了人們司空見慣的事例，含蓄地抒發了作者對黑暗現實的憤懣。

　　國民黨反動派在加強法西斯主義獨裁政治的同時也殘酷迫害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但進步作家並沒有屈服于反動政治壓力而放棄文藝這個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武器。三十年代以來以魯迅為師、與魯迅並肩戰鬥過的作家馮雪峰就是這樣。他在皖南事變後被國民黨反動派監禁在「上饒集中營」，但走出這個人間地獄後仍然繼續參加戰鬥，除了致力於文藝理論批評工作外，也積極從事雜文散文寫作，先後出版《鄉風與市風》、《有進無退》和《跨的日子》等雜文集以及《寓言三百篇》。

　　《鄉風與市風》、《有進無退》和《跨的日子》收錄了作者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先後在重慶、上海寫作和發表的雜文約一百二十篇。《鄉風與市風》、《有進無退》兩本集子中的雜文，往往把政治揭露寓於社會批評之中。如《再論「靈魂」》一文，談論所謂「靈魂」、「良心」、「惡」，但進一步追究「惡」的根源，就順藤摸瓜聯繫到統治集團和社會制度，指出「不合理的社會支配勢力」是「一切的社會的惡的根源」（注：《鄉風與市風》第148—149頁）。

　　《簡論市儈主義》、《論平庸》生動而細緻地分析批判了市儈主義、平庸主義這類普通存在的社會現象，熱烈地讚頌了為人民利益而勇往直前的革命者。《跨的日子》一書中多數是短小精悍的政論，如《法西主義的特性與中國的法西主義》、《武力》等篇，諷刺和鞭撻了法西斯主義的獨裁統治。在雜文創作上，馮雪峰學習了魯迅雜文的戰鬥經驗，注意把堅毅不拔的鬥爭精神和靈活機動的作戰藝術結合起來，往往把尖銳的政治鋒芒隱藏於漫談、泛論之中。雜文的語言也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正如朱自清所指出：「著者所用的語言，其實也只是常識的語言，但經過他的鑄造，便見得曲折，深透，而且親切。……文中偶然用比喻，也新鮮活潑，見出詩人的本色來。」（注：《歷史在戰鬥中》，《朱自清選集》第158頁）

　　國統區的黑暗現實，同革命根據地、解放區的光明景象形成了強烈而鮮明的對照，許多作家從這種對照中感到光明之可貴與黑暗之可憎。何其芳繼《星火集》之後寫作的《星火集續編》，抒發了這種思想情緒。這部散文雜文集收錄了作者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間在重慶《新華日報》和其他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四十多篇，分為「自由太多」叢話、回憶延安、憶若飛同志及其他、雜談三篇等四輯。作者在抗日戰爭期間兩次往來于重慶與延安之間，對兩個不同的地區所代表的兩個歷史時代有著深切的感受；由於參加過延安整風，思想感情起了很大的變化，因而《星火集續編》較之《星火集》思想更明朗，筆調更灑脫。「回憶延安」及「憶若飛同志及其他」兩輯文章，熱情歌頌延安的新人新事，歌頌無產階級革命家，歌頌革命烈士。這類文章在當時國統區出版的報刊上是不可多見的，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宣傳和「戡亂」政策是有力的駁斥。《星火集續編》中也有暴露與諷刺黑暗現實的雜文，如《「自由太多」叢話》、《異想天開錄》、《理性與歷史》等篇，雖隱晦含蓄，但對反動報刊顛倒黑白的宣傳報導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憎惡黑暗現實之情溢於言表。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加緊了對進步文藝界的壓迫，大批作家被迫轉移到香港，利用當地特殊環境，創辦刊物，發表文章，出版書籍，繼續同反動派作鬥爭。在香港發表的雜文散文，由於脫離國民黨的文化禁錮圈，往往變隱晦曲折為明快暢達。聶紺弩的《血書》、林默涵的《獅和龍》等雜文散文集都是在香港出版的。《血書》一書收錄了作者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所寫雜文四十篇。分為上下兩輯，上輯文章總題為「禮貌篇」，主要是對文化界一些人士所散佈的荒廖言論的批駁；下輯總題為「血書」，「主要的是對於舊世界的政治現象和執政者的一些訕笑，諷刺，撻伐。歸結為『血書』者，一面表示以赤誠寫出，並無批評家認為『玩世不恭』之意；一面也用『血書』所談的物件和那些東西作一強烈對比，以襯映出舊世界如何醜惡。」（注：聶紺弩：《〈血書〉序》）這部雜文散文集中多數文章語言清新，文筆潑辣，說理透徹，常用富有諷刺含意的反語，如《狗道主義舉例》一文，主要用反語批駁「私產即人格」的資產階級觀點。

　　《血書》是一篇熱情洋溢的散文，讚頌中共中央發佈的土地改革檔是「用血寫的聖書」（注：《血書》第280頁），儘管論述有不準確之處，但作者對解放區農民砸碎封建土地所有制獲得翻身解放表露出熾裂的感情，有較大的感染力。《獅和龍》一書大部分文章發表于香港《華商報·副刊》、《野草》等進步報刊，觀點鮮明，語言明快，在當時文化戰線的鬥爭中起了積極作用。《獅和龍》這篇雜文，以龍象徵反動統治者，獅子象徵人民的力量。文章描述獅和龍的決鬥，「勝利屬於獅子，是已經決定的了。」（注：默涵：《獅和龍》第105頁）向讀者暗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即將來到。

　　此外，這個時期結集出版的雜文散文集還有：靳以的《人世百圖》，李廣田的《金罎子》《日邊隨筆》，夏衍的《邊鼓集》，唐濤的《識小錄》，秦牧的《秦牧雜文》，以及野草社編選的《論肚子》等等。

　　從上述詩歌、雜文和散文的創作情況可以看出，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的許多詩人和作家，用文藝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服務比過去更自覺，詩歌、雜文和散文的主要內容從前一時期反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揭露國民黨的腐敗，轉向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獨裁統治，作品的基調從鼓舞人們反侵略鬥爭的熱情，轉向激發人們對黑暗現實的憎恨。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許多詩歌、雜文和散文作品在諷刺撻代黑暗的同時，越來越清晰地表露出光明即將來到的資訊。它預告著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奮戰，終於迎來了人民的新世紀，跨入了偉大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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