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小說創作(2)

小說創作(2)

　　真實地描繪和反映民族解放戰爭背景下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面貌，仍然是這一時期小說創作的重要課題。艾蕪在長篇小說《故鄉》和《山野》中從不同的側面描寫抗日戰爭期間國統區城鄉的生活以及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故鄉》是作者在抗戰後方遷徒不定、賣稿度日的情況下寫作的，一九四二年開始在桂林出版的《文藝雜誌》上連載，一九四七年出版單行本。全書分六部，約五十萬字，是作者寫作的小說中篇幅最長的作品。小說以抗戰初期揚子江以南的多山地帶的一個邊遠縣份為背景，主人公是畢業于上海某大學的青年知識份子余峻廷。抗日戰爭爆發了，餘峻廷回到故鄉，懷著滿腔熱情想幹一番抗日宣傳工作。

　　但是，回鄉後接觸了許多人和事，深感到「我們的家鄉，真是黑暗，黑暗，第三個黑暗」。他雖然富有愛國心和正義感，但面對著反動腐朽的社會勢力卻無能為力，對自己母親以高利貸盤剝農民雖深深不滿卻無可奈何，終因失望而再次離開故鄉。小說以餘峻廷回鄉二十多天所見所聞為線索，描繪了這個縣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刻劃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構成了一幅抗戰時期國統區縣城的社會生活畫面。

　　從土豪劣紳的為非作歹到官僚政客的倒行逆施，從被壓迫農民的含辛茹苦到愛國知識份子的奔波呼喊，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現，有些場面（如怒憤的農民衝擊銀行及縣衙門）寫得有聲有色。但作者對戰時國統區城鄉主要矛盾和鬥爭挖掘仍不深，有浮光掠影的缺點，人物比較概念化，而且生活瑣事寫得過多，刻劃人物性格的細節過少，使讀者有冗長沉悶之感。

　　繼《故鄉》之後，艾蕪在一九四七年完成了長篇小說《山野》，思想性藝術性大大提高了一步，標誌著作者在長篇創作上走上成熟時期。作者說：「因為限於所見所聞，我不能把全部抗日戰爭的悲壯事情，通通寫了出來，我只能將一個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戰鬥生活，勉力記下。」（注：《〈山野〉後記》）小說圍繞著「一個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戰鬥生活」，刻劃了農村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不同人物構成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作者注意克服《故鄉》結構鬆散的缺點，採用縱橫交錯的結構方法，既高度集中又充分舒展，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宗派矛盾交織在一起，而抓住民族矛盾這個主要矛盾，把故事的發展和人物的活動組織得有條不紊。小說中出現了幾十個人物，較之《豐饒的原野》、《故鄉》，主要人物形象性格更鮮明，行動更活躍。

　　作者在阿岩、阿樹、阿壽、阿勁、阿龍這些貧苦青年農民身上傾注了很大的熱情，把他們作為抗日鬥爭的主力來寫。作者說：「使我到現在，皆能在生活的坷路上，增添了不少勇氣的，就是那些卑微的人物，他們曾在抗日戰爭中，不願做奴隸，能為自由而戰爭……」（注：《〈山野〉後記》）這些「卑微的人物」積極投入了保衛山村的戰鬥，其中阿壽、阿樹在戰鬥中英勇犧牲。同這些「卑微的人物」相對照，小說刻劃了韋茂和、徐德川等山村上層人物。工商業者兼地主韋茂和由於工廠商店被日寇燒毀，有一定的抗日積極性，但只是為了他的財產和地位。他表面上精明幹練，實際並無組織戰鬥的本領，而且在關鍵時刻贊同了地主徐德川的委協投降活動。

　　徐德川則是混在抗日陳營中的投降派，暗中派人與敵人來往，甚至向韋茂和獻策陰謀殺害抗日積極分子阿龍。同以上兩類人物相比，青年知識份子的形象在作品中更為真實生動，特別是韋美珍的形象用了大量筆墨細膩地加以刻劃。韋美珍是韋茂和的二女兒，性格爽朗，意志堅強，高中畢業回鄉恰好碰上這場戰鬥，初見戰火雖有些膽怯，但在實際戰鬥中鍛煉得沉著堅定，在宣傳動員、救護傷患，特別是在粉碎她父親和徐德川的投降陰謀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抗日鬥爭中湧現的先進的女知識青年的形象。

　　小說把農村的階級關係表現得那樣準確而鮮明，這在國統區的文學作品中是少見的，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藝術上的進展。當時進步文藝界對這部小說給以很高的評價。小說不足之處仍然是工農群眾形象不如知識份子形象那麼血肉豐滿，對戰爭場面的描寫也欠真實，這反映了作者生活的局限。新中國成立後作者以很大努力突破這個局限，長期深入工農群眾，創作上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解放戰爭初期出版的姚雪垠的《長夜》，也是當時反映農民反抗鬥爭的比較重要的長篇。小說以一九二四年軍閥混戰時期河南西部山區為背景，通過一個回鄉途中被土匪「綁票」的青年學生的親身經歷，描寫以李水沫為頭目的一支土匪隊伍的傳奇式的生活，揭示出許多窮苦農民在破產和饑餓的絕境中被迫為匪的社會原因，表現了農民中蘊藏著反抗惡勢力的巨大潛在力量。小說真實地塑造了薛正禮、趙獅子、劉老義、王成山等幾個不同性格的人物，寫出了他們內在的善良正直的心靈。

　　象《長夜》這樣以現實主義筆法寫綠林人物和綠林生活的長篇小說，在「五四」以後新文學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它從題材方面為現代小說的發展作了新的開拓。小說有濃重的鄉土氣息和地方色采，寫出了從伏牛山到桐柏山地區的風土人情，大量運用群眾口語及土匪暗語。作者在《後記》中說：「將這部小說題名叫《長夜》，是因為在我的計畫中還有《黃昏》與《黎明》。在《黃昏》中要寫靜靜的舊農村是怎樣的開始崩潰，怎樣的淪落為半殖民地的悲慘形態。在《黎明》中要寫農村在崩潰後由混亂走到覺醒，雖是『風雨如晦』，但已經『雞鳴不已』。」可惜作者後來並沒有按計劃寫下去。姚雪垠這個時期還寫有中篇《記盧熔軒》和短篇《人性的恢復》等。前者是一個愛國科學家的傳記小說，後者則從一個側面揭露了國民黨對進步文化人實行特務統治的殘暴手段。都有一定的可取之處。

　　抗戰勝利前後曾以揭露國統區黑暗現實而產生較大影響的，還有張恨水的長篇《八十一夢》、《五子登科》。張恨水（1895—1967）是一位多產的小說家，是三四十年代出現的由鴛鴦蝴蝶派向新小說過渡的代表性作家。他的早期作品有長篇小說《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上連載的《啼笑因緣》，曾經風行一時，還被改編為戲劇、評彈和拍攝成電影。這個以樊家樹為主軸的多角戀愛故事，曾使畸形的舊中國產生一批「啼笑因緣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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