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其他中、長篇小說(5)

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其他中、長篇小說(5)

　　《新兒女英雄傳》對人物的刻劃，事件的敘述，都樸實自然。在平凡中含著奇特，於渾樸中顯出峻拔。作者運用人民大眾口語也比較純熟。由於受連載形式的影響，作品的故事有時顯得斷斷續續，有些章節為了寫出一定篇幅，內容比較單薄。有些素材提煉不夠。從反映抗日戰爭全過程的要求來看，作品對牛大水、楊小梅的婚事這條線渲染得多了些，而對人民群眾抗日積極性和抗日戰爭的群眾性，對農民的民主要求和怎樣滿足他們的要求卻寫得不夠，這是作品較明顯的缺點。

　　這一時期反映工業生產的為數不多的中、長篇小說中，草明的《原動力》是比較突出的作品。它不但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完全可以和當時寫其他題材的小說比美，也是最早一部描寫解放了的工人階級生活鬥爭的優秀中篇。

　　草明在三十年代就開始寫作。創作《原動力》之前已寫了一些中、短篇小說，主要是描寫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反映他們對舊制度的反抗，反映他們的抗日救亡活動。這些作品中，存在小資產階級的情調，語言也不夠大眾化。她到延安後，參加了文藝座談會和整風運動，思想有很大變化，堅定地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抗戰勝利後，她深入東北地區的工廠，和工人一道生活，後又到鏡泊湖水電站做群眾工作。這為她一九四八年創作《原動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原動力》寫東北一個水力發電廠解放後工人團結奮戰，克服困難，終於修復機組發出電力的故事。玉帶湖發電廠先後遭到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冰雪埋沒了機器，廠裡一片荒涼。老工人孫懷德（老孫頭）從建廠時就來到這裡，他受過殘酷的壓迫，妻子貧病而死，兒子也因工傷死亡。他和其他工友對舊社會都有著「沖不盡的仇恨」。

　　他們知道自己是機器的主人，所以國民黨接收大員要破壞機器時，老孫頭機智地保護了機器。解放了，當人民政權還未來得及接管工廠，他已經領著工友主動刨冰撈油，修復機器。不久，上級派王永明來擔任經理，在党的正確領導下，老孫頭和工人們更是熱情高漲，對公開的和暗藏的壞人進行鬥爭，同時也抵制了官僚主義，終於在最短時間內修復了遭到破壞的電廠，老孫頭也被選作電廠的副廠長。作品形象地表明，党領導下的工人階級是生產建設的原動力。

　　《原動力》的時代特色比較鮮明，作品一方面寫了工人群眾忘我勞動，恢復生產，另方面寫了階級敵人的破壞，顯示了解放初期特有的緊張戰鬥的氣氛。與此同時，作品也寫了個別工人勞動紀律和勞動態度的問題，工人幹部的培養教育問題，真實表現了在舊中國的廢墟上整頓恢復工作的艱巨。作品結構嚴謹，情節曲折，語言樸實。作者創作時有意識地要求自己「寫淺些，寫得明白點」，「竭力避免寫長句子」，「竭力避免描寫（心理描寫、狀物描寫和自然描寫）」，當然，必要的描寫還是保留了，而「寓意的、暗示的、要人揣測的地方也儘量避免」。（注：《寫〈原動力〉經過》，《人民文學》2卷6期）這些意圖在實踐中得到了體現。作品的缺點是對王永明的形象表現不夠充分，因而對党的領導寫得不夠具體。另外，藝術上也由於強調淺顯而稍嫌粗糙。

　　塑造近代無產階級的藝術形象，反映工業題材的作品，在新文學創作中一直是個薄弱的部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宣導者們，曾經在這方面作了熱情的嘗試，但沒有取得多大成績。這固然有作家不熟悉無產階級和工廠生活，反動政府又不准作家接近工人等主客觀原因，畢竟與「五四」以來的民主革命和新文學都由無產階級領導這一根本事實很不相稱。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全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農村轉向城市，依靠工人階級管好城市和發展生產，更成為重要的課題。因此，草明的《原動力》作為反映新解放區工業生產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對於當家作主的中國工人階級大公無私、意氣風發的精神面貌，作了鮮明生動的描繪，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取得相當成功，是值得重視的。

　　除《原動力》外，這一時期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還有楊朔的中篇《紅石山》和康濯的長篇《黑石坡煤窯演義》。《紅石山》以著名的龍煙鐵礦為背景，寫了日寇統治下礦工們的悲慘遭遇和英勇鬥爭。八路軍組織工人成立遊擊隊、地下軍，通過裡應外合最後解放了礦山。作品寫的雖然不是生產鬥爭而是民族鬥爭，階級鬥爭，還是反映了礦山工人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黑石坡煤窯演義》以通俗的形式寫了山西陽泉工礦區人民在新舊兩個時代的生活面貌。作品以一個有很高技術並熱愛勞動的窯工張大三為線索，寫了工友們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遭遇。

　　解放區的中、長篇小說創作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指導下，由於作者的不斷努力，取得的成績是很大的。這一時期的作品和在此之前的作品相比，有著明顯的特點。首先，作品基本上都是寫工農兵生活，以工農兵為作品的主要人物，熱情歌頌他們的偉大鬥爭和歷史業績。作為一個主要傾向，這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特別是國統區所沒有的。我們並不認為題材可以決定一切，為工農兵也並不意味著一定要直接描寫工農兵；但是，千百年來被壓迫、被剝削、被侮辱的階級，終於成為歷史——也成為文藝作品的主人，畢意是文學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

　　其次，是民族形式的採用，不少作者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夠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能夠為他們所讀懂，努力學習和運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化形式。雖然也有一些作品沒有直接運用通俗化的大眾文藝形式，但在表現方法上、語言運用上，都努力適應群眾的習慣和需要。可以說，這一時期的中、長篇小說基本上糾正了過去存在于許多作家作品中的歐化傾向和知識份子腔調。相反，某些作品倒是又產生了運用群眾口語提煉不夠的毛病，儘管這種現象在學習群眾語言的過程中是難免的。

　　第三，這一時期中、長篇小說基本上堅持了革命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它們都和現實鬥爭有著密切的聯繫，深刻揭露現實生活中的本質矛盾，愛恨分明，對階級敵人給予無情的鞭撻，對革命人民進行熱情的歌頌。特別是在塑造工農兵典型形象方面，有些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這對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產生了重大的作用。

　　第四，小說的作者有一些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出現的新人，他們對現實生活非常瞭解和熟悉。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象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創作的道路，因而他們的作品很快受到讀者的歡迎。而一些早就開始創作的作家，這一時期的創作也都有新的發展，一方面，他們繼續保持和發揚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戰鬥傳統，另一方面，也努力克服過去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創作風格有很大的轉變。這一切，都有力地證明文藝為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的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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