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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


  丁玲于延安文藝座談會後,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沿著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深入生活。她多次來到農村,與農民群眾結合。一九四四年,發表報告文學《田保霖》,熱情表現邊區先進人物,曾獲得毛澤東同志的好評。一九四五年,她從延安來到晉察冀,主編文學雜誌《長城》,並和逯斐等合作,寫了三幕話劇《窯工》。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多次參加華北農村土改,在經受群眾鬥爭鍛煉、體驗生活的基礎上,她以極大的政治熱情創作了反映農村土地改革運動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這部小說藝術地再現了中國農村從未有過的巨大變革,塑造了一系列新型農民的形象。由於作品所寫題材的重要意義,特別是作品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獲得的成就,小說於一九四八年出版後引起很大反響,並榮獲一九五一年度史達林文學獎金二等獎。這部作品是丁玲整個創作生活中最重要的收穫,也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我國長篇小說創作取得的突出成績。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寫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發表後處於初期階段的華北農村的土改鬥爭。小說原計劃寫三個部分:第一是鬥爭,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參軍。現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但就已成的部分看,結構有頭有尾,人物生動活潑,主題清晰明確,反映出了農村鬥爭的某些本質方面,已經是一部獨立完整的長篇。作品以華北一個叫暖水屯的村子為背景,真實生動地反映了農村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揭示出各個階級不同的精神狀態,並且展現了中國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已經踏上的光明前途。

  土改運動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革命運動,它不但是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還擊國民黨反動派倡狂進攻的必要步驟,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必須完成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廣大農民獲得解放的一個前提。隨著抗戰勝利的到來,國內階級鬥爭上升為主要矛盾。為適應新的形勢,黨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發佈了《關於反奸清算及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五四指示》),將抗日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

  次年九月,黨中央又召開土地工作會議,並於十月十月發佈《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在消滅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則下,沒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和財產,徵收富農的多餘土地和財產,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這樣,一場階級鬥爭的暴風雨就在解放區廣大農村轟轟烈烈地興起,廣大農民在党的政策指引下,鬥地主,分田地,千百年沿襲下來的封建剝削制度被徹底推翻,壓迫農民的地主階級被徹底清算。農民的積極性被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他們身上那些閃光的階級素質在激烈的階級搏鬥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現。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全書是從一個後來被錯劃成富農的富裕中農顧湧,在附近村子聽到土改鬥爭的風聲開始的。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寫了暴風雨到來前暖水屯人們心理上的變化,對鬥爭風暴的到來做了有聲有色的描繪。作者以顧湧的出現為全書開頭,並且選擇他作為貫穿全書的一條重要線索,是因為他的身份使他對土改十分敏感;與此同時,他又和農村各階層保有密切複雜的聯繫;而對這種人採取什麼態度,也直接關係到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並系到土改運動能否順利開展(作者原想表現工作組在這一問題上發生的偏差,後因寫作計畫改變而未能在現有的作品中反映出來)。作者讓顧湧最早出現還有一個用意,即通過他替親家轉移膠皮輪車,一開始就烘染出當時的政治氣氛——蔣介石反動派正要向解放區進犯,土改鬥爭是在十分複雜十分緊迫的情況下進行的。

  但顧湧並不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寫了顧湧回到暖水屯後就沒有以更多的筆墨突出寫這一人物,而是進一步寫了土改鬥爭給這個村子帶來的震動,以主要篇幅寫了構成暖水屯基本矛盾的農民和地主兩個方面的代表人物:張裕民、程仁以及錢文貴、李子俊等。他們在作品中被刻劃得生動具體,鮮明突出,一個個有血有肉,達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對於張裕民這個暖水屯的第一個共產黨員,作品突出了他沉著、老練、忠心耿耿的品質,他雖然有過一些缺點,發動群眾鬥地主時有一段時間思想模糊,怕鬥不倒錢文貴自己不好辦,但他大公無私,衝鋒在前,一旦思想明確,下了決心,便勇猛頑強,堅決果敢。

  正因此,他在群眾中有威信,在幹部中有號召力,在村裡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張裕民一樣從小受地主剝削的長工程仁,樸實憨厚,對地主階級有本能的仇恨。因為和錢文忠的侄女黑妮的關係,他在鬥爭中也有思想矛盾,總感到有什麼東西「拉著他下垂」。但他在鬥爭的暴風雨中還是站穩了自己階級的立場,堅決和廣大群眾一道,向地主階級進行了勇敢的鬥爭。他和張裕民都象質地純樸的玉,雖有瑕疵,終掩不住本身的光輝。至於惡霸地主錢文貴,如果作為一個豐富的典型形象來要求,他的個性顯得還不夠突出,然而實之一般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卻自有其獨到之處。從他身上的確可以看到,地主階級是怎樣奸詐狡猾地抗拒土改鬥爭的。

  作者突出了錢文貴的謀略見識:土改之前就讓兒子錢義去參軍,土改時又搞美人計逼迫侄女黑妮去找農會主任程仁;他夥同白娘娘、任國忠搞迷信,播謠言,利用女婿張正典欺壓貧農,妄圖轉移鬥爭目標;就在被押上臺鬥爭時,開始還故作鎮靜,想用「威嚴」的目光壓制農民的控訴。他無惡不作,一手遮天,的確是幾千年來統治中國農村的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

  作者沒有誇大他的能力,也沒有低估他的淫威,分寸掌握得比較適當。除錢文貴外,作者還寫了其他幾個不同特點的地主:膽小絕望的李子俊,兇險厲害的江世榮,對農民恨得咬牙切齒的侯殿魁等;李子俊的老婆更是寫得維妙維肖,入木三分。開始她裝得百依百順,想以此軟化欺騙前來清算她家的貧雇農們;當這一著失靈時,雖然表面上還要強裝笑臉,內心卻惡毒咒駡鬥爭她的農民——特別是她在果樹園中的心理活動,把一個地主婆在土改中的陰暗心理揭示得淋漓盡致,寫出了一個具有鮮明階級性和個性的人物。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意義,首先在於塑造了一系列農民形象。在翻天覆地的鬥爭中,人民群眾是時代的主人,文藝作品應該著重表現他們。比起有些作品,這部小說的正面人物如張裕民、程仁等並不那麼「高大」,甚至有的論者認為作品對他們「行動的積極性」表現不夠。然而不能否認,其中的正面人物都寫得相當真實,使讀者感到可信,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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