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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解放族幟下的文藝運動與思想鬥爭(1)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中國的蘆溝橋事變,企圖以武力吞併全中國。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對日作戰。事變發生後次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發出宣言,號召各黨派各階層一致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八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洛川會議上,通過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號召全國動員起來,組織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

  在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強烈呼聲下,蔣介石政府遲至蘆溝橋事變後十日,才被迫宣佈對日作戰。九月,又被迫發表了還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國民黨的中共中央為宣佈兩黨合作成立的宣言,同時發表了蔣介石關於公開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的談話。至此,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宣告成立。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前的一年多時間內,由於「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注:《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38頁)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整個社會生活和作家創作條件都發生極大的變化。隨著沿海大誠市特別是文化中心上海的失守,文藝活動和出版界一時陷入沉滯狀態,一些歷史較長的有影響的大型文學刊物,如《文學》、《文叢》,以及《光明》、《中流》等相繼停刊,文藝書籍的出版非常困難。很大一部分作家因此沒有了發表創作的機會。面對著全國人民高漲的抗日情緒,大片國土的相繼淪陷和紛亂動盪的戰爭生活,作家失去了從容寫作的環境和心情。許多作家紛紛走出都市的「亭子間」,擺脫原先比較狹隘的生活圈子,走向內地、走向鄉村和抗日前線。

  相當多的作家放下了原定的寫作計畫,或進行抗日的文藝宣傳,或從事實際的救亡工作,不同程度地投入了抗日戰爭的洪流。因此,在戰爭初期的一段時間裡,文學創作一度比較沉寂,尤其是篇幅較長的各種體裁的作品銳減,代之而起的是能夠迅速反映抗日鬥爭現實,容易發揮宣傳鼓動效果,為人民大眾樂於接受的大量小型抗日作品:占地通訊、報告文學、街頭劇、街頭詩、朗誦詩、通俗文學等。時代對文學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不促使文學本身也發生很大變化。

  作家親身經歷了戰火的洗禮,感受到顛沛流離的生活,耳聞目睹了抗日戰爭的現實,與人民大眾有了較多的接觸和瞭解,既擴大了生活視野,豐富了寫作素材,同時也受到深刻的教育,促進了他們思想感情上的變化,逐漸地開始意識到「軍士人民與二十年來的新文藝怎樣的缺少聯繫」,「文藝必須深入民間」(注:老舍:《保衛武漢與文藝工作》,載《抗戰文藝》第1卷第12期,1938年7月9日);「感覺到自己的作品並不適合大眾的需求,因而企求追尋新的東西」(注: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探索新的生活和創作道路。

  這使「五四」文學革命以來,新文學運動比較普遍存在的一個弱點——文藝與群眾生活某種程度脫離的狀況,開始有所改變。儘管後來的事實證明,前進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但這些歷史性的變化,對於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就很大一批文藝工作者來說,這是他們走出形形色色的「亭子間」,深入現產生活,走向工農兵群眾的可貴的起點。

  抗戰爆發之初,曾經出現頗為廣泛的抗日文藝活動,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戲劇演出。中國劇作者協會和上海戲劇救亡協會的成立,文學、戲劇和電影界近百人集體編導和演出的話劇《保衛蘆溝橋》的出現,以及上海救亡演劇隊的組成與誓師出發,都顯示了抗日文藝運動的新氣象。上海失守後,武漢又一度成為內地的文藝活動中心。從上海、平津和東北等地來的大批文藝工作者,陸續彙集於武漢三鎮。最初,他們雖然「都有一個共同的意念,要把文化的觸角儘量往民間伸出去」,但「並沒有什麼嚴密的組織」(注:郭沫若:《洪波曲》,1959年版第91頁),特別是缺乏思想上的領導,以致文藝工作者的抗日激情沒有得到正確的引導和發揮,文藝的宣傳、創作和出版工作往往形成自流,帶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和認識上的混亂。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中國共產黨首席代表身份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擔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同志來到武漢。他十分關心抗日文藝運動的開展,親自領導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國統區文藝運動。他通過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和党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新華日報》,以及親身參加和組織各種抗日的文藝活動,與文藝界保持廣泛的聯繫,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教育與動員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到群眾中去,拿起筆來投入戰鬥;並且通過各種形式,把聚集在武漢的大批文藝工作者組織起來,除了一部分輸送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絕大部分的文藝工作者,通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和郭沫若主持的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都被吸收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抗日文藝大軍。一時間,武漢三鎮抗日歌聲回蕩,戲劇演出盛行,詩歌朗誦活動到處興起,刊物如同雨後春筍,作者精神振奮。這是與當時政治上的新氣象相適應的文藝上生氣蓬勃的新局面。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是繼戲劇界抗敵協會之後最早出現的全國規模的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於武漢,發起了包括文學界各方面的代表九十七人。周恩來同志在「文協」成立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注:這篇講話引錄在1938年3月28日武漢《新華日報》所載《全國文藝界空前團結》的通訊中)。會議選出郭沫若、茅盾、馮乃超、夏衍、胡風、田漢、丁玲、吳組緗,許地山、老舍、巴金、鄭振鐸、朱自清、郁達夫、朱光潛、張道藩、姚蓬子、陳西瀅、王平陵等四十五人為理事,周恩來、孫科、陳立夫等為名譽理事。理事會推選老舍為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日常工作。「文協」在全國組織了數十個分會及通訊處。

  党通過「文協」中的黨員與進步作家,有力地領導與推動抗日文藝活動。「文協」的成立標誌著文藝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結成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文協」之後,音樂界、電影界、美術界等全國性抗敵協會也先後成立。戲劇界的活動在抗戰初期尤其活躍。「文協」成立大會上,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對於鼓勵作家深入現實鬥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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