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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天翼、艾蕪等作家的小說創作(3)


  他的第一個短篇集《南行記》中的八篇小說,都是作者漂流生活的反映。首篇《人生哲學的一課》,採用第一人稱的寫法,描寫知識青年「我」流落昆明、走投無路的遭遇。他四出尋找混口飯吃的職業而不可得,因為交不出房金,眼看就要被人趕出客棧,連個棲身之處也將失去;但仍然執拗地表示:「就是這個社會不容我立足的時候,我也要鋼鐵一般頑強地生存下去!」這篇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作者自傳的性質;而蔑視困難、勇敢地向生活挑戰的堅定不屈的態度,也確實貫串在艾蕪的許多作品中,成為他的創作的一個顯著特色。其中《山峽中》是一篇技巧圓熟的作品,它描寫了為當時一般人所不熟悉的生活天地和人物性格。

  這是一群被不合理的社會拋出正常生活軌道的人們,他們懂得「懦弱的人,一輩子只有給人踏著過日子」,卻還不曾找到正確的反抗道路,只是過著流浪和盜竊的生活。作品著重地描寫了一個叫做小黑牛的悲慘的命運。這個老實的農民,「在那個世界裡躲開了張太爺的拳擊,掉過身來在這個世界裡,卻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在這裡,作品嚴厲地批判了逼迫小黑牛走上這條不幸道路的舊世界。作者把故事放在一個夜色淒厲的背景上加以描畫,情景交融,氣氛更為動人。《洋官與雞》和《我詛咒你那麼一笑》兩篇,寫的是帝國主義者對邊疆人民的勒索和蹂躪。在對那些海盜進行筆伐的時候,前者含著輕蔑的嘲諷,後者充滿難以遏抑的憤怒之情。短篇集《南國之夜》中的《南國之夜》和《歐洲的風》,寫的雖是緬甸和中緬交界地方人民的生活,但改變了自敘身世的第一人稱的寫法。

  《咆哮的許家屯》一篇,反映我國東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獸行的浴血鬥爭。有些人物形象如蔡屠戶、阿龍和漢奸馬老么等寫得相當鮮明。在抗日救亡運動逐漸高漲的一九三三年,《咆哮的許家屯》的發表起到了積極的鼓舞鬥爭的作用。除《南行記》和《南國之夜》外,艾蕪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還有中篇《芭蕉穀》及《夜景》、《海島上》等集。寫得較早,沒有收入集子的短篇《太原船上》,借著與紅軍作過戰、為紅軍所俘的國民黨士兵的口,曲折地歌頌紅軍的英勇業績,反映蘇區的嶄新風貌,曾經得到魯迅「寫得樸實」的首肯(注:轉引自《艾蕪短篇小說選·重版題記》)

  艾蕪的小說善於將抒情、敘事、寫人三者結合起來。在他筆下的下層人民,包括那些為生活所迫,鋌而走險的盜賊,雖然性格已經不同程度地被社會扭歪了,沾染上許多惡習,內心深處依舊保持著善良誠摯的品質。當周圍是那麼黑暗和污濁,命運對於他們又是那麼殘酷和不公正的時候,這些品質就顯得格外光采奪目,增強人們對於生活的信念和鬥爭下去的勇氣。不是憑藉外加的標語口號,或者硬添的光明尾巴,而是透過人物形象本身表現出來,因此洋溢於整個作品中的明朗氛圍和樂觀精神,使小說具有一種內在的戰鬥的思想藝術力量,這也是艾蕪作品具有濃重的革命浪漫主義氣息而生活實感又很強的一個重要原因。

  沙汀與艾蕪曾經是成都省立第一師範的同班同學,一九三一年在上海重逢後,共同獻身于文學事業。沙汀最初的創作企圖是反映當時的偉大土地革命和多方面地刻劃動盪不安的社會生活。短篇《法律外的航線》可以說是這時期作品的代表。作家把他攝取生活的鏡頭放在航行長江的一隻外國商輪上,既寫出了帝國主義者對待我國人民的海盜式的面貌,也顯示了長江上游兩岸逐漸咆哮起來的農村圖景,可以看出作家可貴的革命感情和巧妙的藝術構思。但由於缺乏鬥爭生活的實際體驗,描寫無法深入;有關紅軍的活動和党領導下的農民暴動的情節,一般都用側面的、虛寫的方式表現,若隱若現,不容易給人留下鮮明的印象。

  沙汀以後便把筆端轉向了他所熟悉的四川農村,贏得了「農民作家」的稱號。農民中被壓迫者的苦難生活和純樸心靈,以及封建統治者及其走卒們種種可鄙可笑的行為,成了他接著出版的短篇集《土餅》和《苦難》的主要描寫內容。四川號稱「天府之國」,可是在地方軍閥的中世紀式的統治下,閉塞落後,生活象死水般沉滯,黴爛發臭,又充滿了駭人聽聞的暴行和醜事,是個十足的黑暗王國。在《兇手》、《丁跛公》等篇中,沙汀已經顯示出他善於表現這種陰暗的現實生活的特殊才能。

  沙汀同張天翼一樣,也是在描寫人物的性格和遭遇的時候顯示出諷刺鋒芒的;但沙汀沒有張天翼那種明快和機智,而以含蓄和深沉見長。沙汀是一位以革命現實主義著稱的作家。在怎樣真實地揭露和有力地鞭撻舊中國的黑暗現實方面,他進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到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創作上獲得更大的成功。

  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宣導時期,和理論方面的情況一樣,創作方面也存在過一些幼稚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謂「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調。它在思想意識上流露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和感傷情緒,在藝術方法上則帶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點。這種現象一出現,立即受到魯迅的批評;沒有多久,也引起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

  象張天翼、丁玲、艾蕪、沙汀等人,正是在小說創作中率先糾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初期的這種幼稚傾向而取得了可喜成果的代表作家。他們不再把作品作為政治概念的圖解,而是從生活出發,以真實地反映現實,來激發人們批判和改造舊世界的熱情;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也有所克服;從而提高了革命文學作品的思想藝術水準。這樣的進展,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成就,同時也標誌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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