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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和他的《駱駝祥子》(3)


  作品關於虎妞這個人物複雜性格的刻畫,以及關於她和祥子之間那種「愛情」糾葛的處理,說明老舍對於這類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有深刻的理解,也增加了故事情節的起伏。不過,作品關於她的那種生物性的要求和她在這一方面給予祥子的磨難作了許多渲染,對這一悲劇的社會意義不免有所沖淡。

  全書充滿了北京地區的生活風光,不少描寫點染出一幅幅色彩鮮明的北京風俗畫和世態畫。但作品關於時代背景的描寫比較薄弱,與那個時代的社會重大變化缺少聯繫。故事的結局低沉,彌漫著一種陰鬱絕望的氣氛。據老舍自己回憶,作品發表後,「就有工人質問我:『祥子若是那樣的死去,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我無言答對。」(注:《〈老舍選集〉自序》,《老舍選集》,開明書店1951年8月初版)

  這樣的處理,一方面表現了那個時代的悲慘氣氛,加強了對於當時社會的批判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老舍在認識了舊社會黑暗勢力的強大和個人奮鬥的無能為力以後,還未找到勞動人民自我解放的正確道路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彷徨苦悶的心情。老舍十分熟悉作品所描寫的各種人物,他用一種樸素的敘述筆調,生動的北京口語,簡潔有力地寫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生活畫面和具有性格特徵的人物形象。在寫實手法的運用和語言的凝煉上,都取得了成功。《駱駝祥子》是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的小說。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老舍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且擔任重要職務。民族的深重災難,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政策,使她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一九三九年,他到延安參觀訪問,受到毛澤東同志的接見;在重慶,一直在周恩來同志的關懷下工作。在党的領導下,老舍為擴大和鞏固文藝界的抗日統一戰線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由於配合抗日宣傳的需要,他努力用各種文藝形式進行創作。他說過:「戰爭的暴風把拿槍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齊吹送到戰場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詩的詩,不象戲劇的戲劇,如拿著兩個雞蛋而與獻糧萬石者同去輸將,獻給抗戰,……這樣,於小說雜文之外,我還練習了鼓詞,舊劇,民歌,話劇,新詩。」(注:《三年寫作自述》,《抗戰文藝》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其中,利用舊形式寫成的通俗文藝作品,大多收入《三四一》;另有用大鼓體寫成的長詩《劍北篇》。

  當時,老舍寫得最多的是話劇,先後作有《殘霧》、《面子問題》、《歸去來兮》等劇作多種。這些作品,除了表彰抗日將士、宣傳民族團結,以鼓舞人們戰鬥意志者外,有的暴露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不合理現象,有的諷刺一些人的性格弱點;人物面貌一般相當清晰,對話也機智生動,但主題思想發掘不深,大多停留在社會表面現象的描述上,戲劇衝突也不夠鮮明集中。

  此外,他還寫有短篇小說集《火車集》和《貧血集》,長篇小說《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描寫敵偽統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的《四世同堂》。小說包括《惶惑》、《偷生》、《饑荒》(注:《饑荒》在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發表於《小說》月刊第4卷第1期至第6期;據《〈四世同堂〉序》所述,《饑荒》計畫寫三十三段,但在《小說》月刊上發表了二十段就告結束)三個部分,表現了從抗日戰爭開始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淪陷區人民的苦難經歷以及他們在苟安的幻想破滅以後,逐漸覺醒,終於意識到只有堅決抗爭才有出路的過程。作品寫出了敵人的殘暴統治,各色漢奸的卑污活動的醜態;也寫出了知識份子的善良、懦弱和苦悶,以及一些下層市民的堅強不屈的意志。有的人逃出北平參加抗日行列,也有的在城裡堅持抗日宣傳工作。

  故事是以祁家祖孫四代為中心,包括他們居住的那條小胡同中的各種人物,來展開錯綜複雜的畫面和情節。老舍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書中對那些富有民族氣節的人物寄予了崇敬和同情,而對那些漢奸敗類的嘴臉則給以厭惡的謔畫。在開始寫作這部作品時,老舍曾經表示:「設計寫此書時,頗有雄心。可是執行起來,精神上,物質上,身體上,都有痛苦,我不敢保險能把它寫完。」(注:《〈四世同堂〉序》)綜觀全書,骨架雖大,結構卻很勻稱;人物的對話也能傳神,是畫出了淪陷區人民苦難生活的一個大致輪廓的;許多關於北平風土人情和街頭巷尾生活場景的描繪,都寫得鮮明生動、富有光彩。

  由於作家遠離被敵人佔領的故土,懷著很深的鄉思展開這樣的渲染,在回憶裡復活起來的這些畫面,顯得格外鮮豔奪目,因此也就更能激起人們的民族情感。但背景限於北平城內,而且以一家為中心,對於人民群眾堅持奮鬥方面就寫得不夠,減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單純歌頌民族氣節,又不免流於抽象。

  老舍沒有經歷小說所描繪的實際生活,主要依靠第二手材料,因而不能不影響作品反映現實的深度。但是,由於在這個時期,老舍積極參加了抗日愛國鬥爭與民主運動,和革命作家有密切的交往,原先對於革命的那種懷疑保留的態度也逐漸改變;這部作品雖然寫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淪陷區人民的深重苦難,卻是色彩明朗,調子也並不低沉。顯示出他的思想和創作新的進展。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城市下層居民的生活,講究情節的波瀾起伏,善於運用精確流暢的北京口語。一部分作品受有英國小說的明顯影響,主要是取其幽默風趣和用語力求機智俏皮的特點。他一向注意寫得通俗易懂,後來又努力於文藝的民族化群眾化工作,他的作品特別在城市居民中擁有廣泛的讀者。《駱駝祥子》譯成多種外文後,得到較高的國際聲譽。這些,都擴大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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