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且介亭雜文及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4)

且介亭雜文及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4)

　　雜感的作用和別的藝術形式一樣，重要的是運用生活現象來說明問題，正如演繹數學的時候需要列出正確的方程式，使讀者能夠根據方程式去尋求答案，水到而後渠成。這樣才能耐人咀嚼，令人信服。魯迅有時還採取具有象徵意義的手法通過對某一常見現象的綜合和描摹，合乎邏輯地引起人們對更大的問題的聯想。《偽自由書》中的《現代史》和《准風月談》中的《看變戲法》，寫的是走江湖的耍把戲，斂錢財，然而意在言外，從作者的暗示中，人們卻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國民黨政權虜掠剝削、無所不用其極的醜態。溝通這種聯想的是由事物本身的邏輯而引起的相互之間的精神聯繫。類似的例子在魯迅的雜感裡比比皆是。譬如《准風月談》裡的《爬和撞》，就以生理動作比擬精神現象，有力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裡反動統治階級竭力宣傳的生活哲學。

　　一種是讓人安分守己地「爬」：「耕田，種地，揀大糞或是坐冷板凳」，背著苦惱的命運，「拚命的爬，爬，爬」，「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擠下來，擠下來又挨上去」，並且借此培養他們的錯覺，使他們「認定自己的冤家並不在上面，而只有旁邊——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另一種是專門對付「爬」得不耐煩的人的辦法：「撞」。發行「航空獎券」，製造投機機會。「這比爬要輕鬆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蓋也不必移動，只要橫著身子，晃一晃，就撞過去」。撞得好，「妻、財、子、祿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過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麼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舊可以爬」。「爬」和「撞」是統治階級一手制定的控制人民、防止反抗的辦法。

　　魯迅以具象的動作畫出了抽象的哲理，通過內在聯繫把兩者結合起來，寫得絲絲入扣，無懈可擊。這不是論文的推理，因為它借助於生活的形象；也不是小說的描寫，因為它仍然以議論為主。這是雜感展開理論邏輯的特殊的手段和方法。

　　在展開理論邏輯的時候，形象在魯迅的雜感裡起著很大的作用。他不僅常常通過比喻的方法，援引例如：媚態的貓」等等動物的特點概括或一人群的精神面貌，便是描寫直接論列的物件，也往往能夠深入一點，繪聲繪色，鑄成「錮弊」的「類型」。譬如他寫舞臺上二醜扮演的清客之類的佞偽，在說明他依靠權門，淩蔑百姓，幫著主人嚇唬和嘲笑被壓迫者之後，接著說：「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注：《准風月談·二醜藝術》）文章表現幫閒們一面受著豢養，一面預留退路的性格，鞭撻忮心，直逼肺腑。

　　作品所描畫的物件愈具有代表性，它的社會意義也就愈普遍，這正如魯迅說的：「蓋寫類型者，於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注：《偽自由書·前記》）觸類旁勇，更足以引起人們的普遍警誡，不過形象的作用也不限於寫出「類型」而已，它還往往突出矛盾，加強論點，深化了問題的論述。譬如魯迅勸人不要相信那些冠冕堂皇、儼乎其然的文章，掌握其誇大、裝腔、撒謊的實質，他以讀文學作品時需要打折扣為喻，舉例說：「稱讚貴相是『兩耳垂肩』，這時我們便至少將他打一個對折，覺得比通常也許大一點，可是決不相信他的耳朵象豬鑼一樣。說愁是『白髮三千丈』，這時我們便至少將他打一個二萬扣，以為也許有七八尺，但決不相信它會盤在頂上象一個大草囤。」（注：《偽自由書·文學上的折扣》）「豬鑼」和「大草囤」都是非常形象的，它以具體的畫面說明要講的道理，使人一見就懂，一想就通。形象在這裡表現了雄辯的力量。

　　其實不僅砭錮弊是如此，在描寫正面事物的時候，魯迅也從來不曾放鬆形象的烘染。他善於利用故事的具體性，略加綜合，以勾畫他所推崇的人物。例如《且介亭雜文》中《憶韋素園君》一文寫韋素園認真的性格：「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齧碎了自己的心。」文章接著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一天竟對著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勃生的勃蘭特，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並無這神力，只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麼？……」這裡的惋歎，有愛惜，有讚揚，有批評。從蘸滿著感情的筆觸裡，出現了一個活生生的素園。

　　魯迅的心是沉重的，讀者也感到同樣的沉重。這正是「畫眼睛」的辦法，其稍殊於小說者，不過夾敘夾議，始終保持著雜感或散文的特點而已。此外如將急於流布亡友的遣文比作「捏著一團火」（注：《且介亭雜文·白莽作〈孩兒塔〉序》），以說明迫不及待的心境；將自己的雜感集說成是「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注：《且介亭雜文·序言》），以「深夜」比擬黯重的時代氣氛，以擺「地攤」繪狀自己在艱苦條件下千方百計地宣傳革命真理的平凡而偉大的感情。前者有些許誇張，後者帶一點廉虛，然而又莫不簡括精到，一律以形象出之，表現了一種富有情趣的動人的風格。

　　這種風格的形成也和作家作用的語言有關。魯迅是語言藝術的大師，造語精密，詞彙豐富。他經常向口頭語言學習，經過加工而寫入文章。還主張適當地採用外來語法。在談到自己小說語言的時候，又曾經聲明：「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注：《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在雜感裡表現得更為顯著；而時用排句，間有對偶，則又往往增加語言的變化，加強文章的氣勢。

　　魯迅雜感包含著多方面知識：社會、歷史、科學、文化，古今中外，無不網羅。因而在文章裡也出現了和這種知識相適應的博採眾長的語言。不過就大體而論，作為骨幹的仍然是加了工的口頭語：簡潔，凝煉，有力。這種精密活潑的語言不但有助於理論邏輯的準確展開，而且使抽象的概念血肉豐滿，給人以難以磨滅的印象。再加上作家幽默的才能，諷刺的手腕，貌似冷峭而內實熱烈的氣質，這就使他的雜感具有非常突出的個人風格。

　　這種風格啟發了廣大的青年，雜感的「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注：《且介亭雜文·序言》），三十年代後期甚至出現了被稱作「魯迅風」的雜感流派，在激烈的鬥爭中不斷地發揮著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戰鬥作用。從「五四」開始逐漸發展起來的雜感，也由於魯迅的實踐和宣導，終於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中運用便捷和影響深遠的一種文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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