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且介亭雜文及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2)

且介亭雜文及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2)

　　他主張文人需要別是非，明愛憎，不應該「圓通」，「隨和」，「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反復地批評了「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這界」的傾向，批評了「對於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于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淒涼」的精神狀態。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通過大量材料論述了過去時代的文學現象，揚幽發伏，糾正了歷來對蔡邕、陶潛、袁宏道的看法，保衛了戰鬥的傳統。魯迅反對以偏概全，反對以「摘句」論斷「全詩」，對選家們以個人好惡糟蹋古人提出強烈的抗議。

　　在他看來，立「虛心平氣」為選詩的極境，就和以「並不自立意見」為作史的極境一樣：說得出，卻做不到。例如張岱，曾主張選文造史，必須持平，而在論東林黨的時候，卻又立足于「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貌似公允，骨子裡卻是「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魯迅認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

　　當時統治階級正在製造混亂，思想界又大都渾渾噩噩，——「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魯迅的這些文章，不但為文藝批評樹立了嚴正的標準，還從思想方法上鍛煉了讀者，使他們別是非之界，明取捨之道，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至於行文的恣肆跌宕，迴旋俐落，擺事實，講道理，作為思想戰線上理論鬥爭的一種形式，七「論」和《「題未定」草》又都以其縝密和周詳而成為出色的範例。

　　魯迅在書前的《序言》裡說：「在今年，為了內心的冷靜和外力的迫壓，我幾乎不談國事了，偶爾觸著的幾篇，如《什麼是「諷刺」？》如《從幫忙到扯淡》，也無一不被禁止。」其實觸及國事的決不止這兩篇，因為政治畢竟是魯迅關心的問題。譬如用日文寫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魯迅自說這篇文章是要闡明：「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並不相同。」

　　這就直接答覆了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日中提攜」、「共存共榮」的問題：被壓迫民族決不能同正在侵略的民族和平共居。在《「題未定」草》的最後一節裡，魯迅以北平居民紛紛慰勞「一二九」運動中被員警襲擊的遊行學生為例，熱情充沛的讚揚了他們，他說：「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他分析說：「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裡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這便是革命的柱石。「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這裡又對國民黨反動派作出了答覆，表現了作家對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對革命未來的樂觀。在三十年代烏雲彌漫、波濤洶湧的日子裡，中國作家絕大多數是擁護革命和靠近人民的；但是，能夠以這樣開朗廣闊的襟懷面對一切，以蔑視的態度再接再厲地向反動派鬥爭，千夫所指，橫眉冷對，卻又實在是無逾於魯迅的了。

　　《且介亭雜文末編》是魯迅在健康極壞的情況下不倦工作的成果。一九三六年他曾兩次重病，拒絕易地療養，認為「環境瞬息萬變」，不應在這個時候「獨自遠行」（注：許廣平：《關於魯迅先生的病中日記和宋慶齡先生的來信》，發表於1937年11月1日《宇宙風》第50期，後收入《關於魯迅的生活》）。《白莽作〈孩兒塔〉序》、《續記》以及稍後的《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等是先後兩次病稍起時的作品，或則緬懷戰友，或則抒發感情。

　　在這些文章裡，或多或少反映著疾病對他情緒的影響：在義憤和亢奮中時而帶著一點憂鬱和焦躁。以行文而論，不僅和《二集》裡許多雜感不同，也不及同書裡《〈出關〉的「關」》、《我的第一個師父》等篇寫得舒卷從容，不過戰鬥的精神是一致的。魯迅對無產階級懷著堅貞不拔的感情，《寫於深夜裡》以悲憤的筆調，描繪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秘密審判和秘密殺人，被稱作「童話」的幾個場面，正象《為了忘卻的紀念》裡一些平淡然而深沉的敘述一樣，漬血透紙，沁人肺腑。這兩篇散文在三十年代感動和激勵了無數正在前進的青年。

　　中國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消息傳到上海以後，各階層人民紛紛擁護。革命的形勢正在起著變化。魯迅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於一九二七年血的教訓還在眼前，十年內戰中殘酷鬥爭的印象又實在太過深刻，他從這些事實裡培養起來的對於人民的愛，對於階級敵人刻骨的仇恨，使感情不能立刻扭轉過來，而當時一些魑魅魍魎的行為，又確實使他看不下去。他說：「『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的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象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又說：「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注：《且介亭雜文末編·半夏小集》）

　　這些充滿著階級感情的言論，說明魯迅對革命前途問題曾經思考得多麼深入。他的許多思想，都是和毛澤東同志相通的。當地一旦瞭解了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聽到了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解釋，他立刻毫不猶豫地宣告：「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注：《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對統一戰線問題的理解，遠比一般左翼文化工作者要深刻。他闡述了統一戰線對於文學運動的關係，認為在共同的目標下，革命文學不是放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這種責任將是「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注：《且介亭雜文末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魯迅對於民族解放運動中統一戰線的看法，已經完全自覺地深入到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辯證關係裡，使過去的鬥爭和當前的綱領統一起來，有了全面的完滿有認識。在稍早的用日文寫的《我要騙人》裡，他揭發了以「日中親善」騙取「共同防共」的陰謀，文章說：「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著太陽的圓圈的罷。」

　　在稍後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裡，他駁斥了用「階級立場」反對統一戰線的詭計，信裡說：「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的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因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前一段話說明：大敵當前，反共的道路正是一條通向亡國的道路；後一段話又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違背了民族的立場，實際上也就是韋背了階級的立場。魯迅的思想在新的歷史階級裡有了更高的發展。他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就他思想所包含的深刻意義而言，這又是中華民族在求生存的鬥爭中文化方面一個偉大的引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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