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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復古派的鬥爭和新文學統一戰線的分化(4)


  「五四」以後日趨激烈的階級鬥爭——特別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對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和參加者都是嚴重的考驗。新文化運動主要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在持續不斷的鬥爭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李大釗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在早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以及党成立後的反帝反北洋軍閥的革命鬥爭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於一九二七年被北洋軍閥殺害。陳獨秀雖然在「五四」以後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並在党成立後擔任領導職務,但其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在鬥爭中,他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使革命遭到嚴重挫折;後來終於墮落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完全背叛了黨和革命。「五四」時期的許多新文化和新文學社團,由於其成員在革命問題上所持的不同立場,同樣起了程度不同的分化。少年中國學會中的馬克思主義擁護者與國家主義者於一九二一年後就逐漸分裂。國家主義者曾琦、左舜生等人創辦了《醒獅週刊》,進行反共宣傳。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嚮導》週報、《中國青年》等刊物,駁斥了他們以「全民革命」為幌子而反對階級鬥爭的謬論,並揭露其與國民黨右派同流合污的反動面目。

  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等文學社團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也出現了從內部分裂的現象。創造社的主要成員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了實際革命鬥爭,並積極宣導革命文學運動;張資平等則經不住激烈鬥爭的考驗,走向墮落和反動。文學研究會的沈雁冰等在革命或進步的道路上不斷前進,但也有不少人在一個時期內對革命採取觀望、冷漠的態度;這個社團的發起人之一、後來又成為「語絲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終於背離了初期的鬥爭,由思想保守而至於政治墮落。在新文化和新文學統一戰線的分化過程中,魯迅始終堅定不移地站在革命派方面,向著形形色色的敵人衝鋒陷陣,到「四一二」事變之後,終於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成為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

  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總要在它的內部產生對立物,使原來似乎是統一的東西發生分裂。由「五四」文學革命所建立的新文學統一戰線的逐步分化,是激烈而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文學領域內的反映。經過鬥爭,固然胡適及其他資產階級右翼文人脫離了統一戰線,但新文學隊伍的革命性和戰鬥性卻大大加強。

  魯迅說得好:「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注:《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事實也確是如此。在新的形勢下,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文學運動的影響不斷加深。愈來愈多的進步知識份子加入了進步文學陣營,這就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開展和新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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