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緒論

緒論(1)

　　一

　　中國現代文學發端於五四運動時期，但以鴉片戰爭後的近代文學為其先導。

　　現代文學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現實土壤上的新的產物，同時又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的一個發展。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意識形態領域內發生的種種新變革、新學說，「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的事實中」，卻又往往以「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注：恩格斯曾多次表示過這類意見。可參閱《反杜林論·引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和1890年10月27日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處引文分別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6頁，第4卷第485頁。）。成為現代文學開端的「五四」文學革命也是這樣。適應著新的時代需要，它吸取了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以來文化和文學方面的許多成分，同時也利用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中積累的「思想資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去完成先驅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歷史性任務。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學革命和中國現代文學，有必要先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社會和文學歷史的狀況作一番考察。

　　清嘉慶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已由衰微而處於崩潰前夕。國內各種矛盾空前尖銳，社會危機四伏。清朝政府極端昏庸腐朽。一八四〇年起，外國資本主義的大炮，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封建帝國的大門，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中國社會逐步發生根本性變化。農村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加速瓦解，沿海一帶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並且迅速形成了上海這類畸形繁榮的近代都市。新的階級——中國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乃至買辦資產階級——也隨之產生。「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593頁。）從這個時候開始，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矛盾。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運，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中國人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鬥爭。與此同時，「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注：《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先集》橫排本第4卷第1406頁。），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各種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為近代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內容。

　　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並且使自己適應於這些變化。近代文學在孕育和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許多新的現象。在這一歷史時期內，雖然封建文學仍然大量存在，但也產生了以反抗列強侵略和要求掙脫封建束縛為主要內容的進步文學，並且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不止一次地作了種種改革封建舊文學的努力。

　　早在鴉片戰爭時期，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比較開明的地主階級知識份子，就在詩文中揭示了「萬馬齊暗」的時代痛苦和「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的社會局面；同時，還呼喚改革的「風雷」，表現了抵禦外國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提出過「文以紀實」、「不須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虛浮」（注：見洪仁乾等《戒浮文巧言諭》，《太平天國文選》第98頁。）的改革主張，也產生了一些較為通俗並有革命內容的作品。隨著政治上變法維新運動的發展，十九世紀末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文化運動日趨高漲。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裡，王韜在《變法》和《變法自強》裡，都對文化革新有所建議；康有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當時的封建正統文化；而強學會、南學會、群學會等五十幾個學會、學堂、報館（注：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附錄一《變法起源記》。實際還不止此數。）在短期內的興起和活動，更與這個運動有直接的聯繫。在文學上，同時出現了對封建正統文學（主要是擬古派詩和桐城派文）進行改革的呼聲，其中較有影響的是譚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詩界革命」和梁啟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體」。在詩歌改革方面取得較大成績的是黃遵憲。

　　作為優秀的「新派」詩人，黃遵憲不但在作品中記述了當時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要求變法的願望，而且在文學理論上，很早就有「崇白話而廢文言」，改變舊文體使之「適用於今，通行於俗」，「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見黃遵憲1887年作《日本國志》卷33《學術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詩歌創作，也多少做到了如《雜感》詩所說的「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開始擺脫舊詩格律的某些束縛。梁啟超的宣傳改良主義思想的新體散文，以「平易暢達」見稱，其影響更為廣泛。與此同時，白話小報的出現，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陳榮袞）明確提出「白話文為維新之本」、「開民智莫如改革之言」（注：裘廷梁、陳榮袞分別寫有《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1898）、《報章宜用淺說》（1899）等文。）等主張。

　　改良主義文學運動在詩文以外的文學樣式方面，引起了尤其顯著的變化。小說戲劇歷來被正統的封建文人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變法前後卻得到了重視。首先是由於政治上改良運動的需要，其次也由於印刷事業的發達，近代新興都市的繁榮和報紙期刊的創辦，小說在這一時期大量產生，其社會地位也不斷提高。《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小說原理》（夏曾佑）、《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狄平子）、《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王無生）、《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陶佑曾）、《餘之小說觀》（徐念慈）等文先後發表，它們的共同傾向是強調小說的政治意義及其在社會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理論宣導下，小說成為新派知識份子暴露舊世態、宣傳新思想的有力工具，並且直接出現了一批職業作家。「政治小說」、「社會小說」、「科學小說」等名目應運而生。被魯迅稱做「譴責小說」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受到普遍的歡迎。由於同樣的原因，還開始翻譯和介紹了西方作品。

　　據統計，晚清小說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種以上，而翻譯小說又占全數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紓的譯作曾在當時有過較大的影響。此後，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也相應地產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鐘》等作品；馬君武、蘇曼殊等翻譯了歌德、拜倫和雪萊的詩歌；它們在進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傳方面，都曾起過積極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後被大力提倡的話劇這種新的戲劇形式，也在這個時期以「新劇」或「文明新戲」之名開始傳入。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春柳社等先後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籲天錄》；進化團稍後又在長江下游各地演出宣傳革命的幕表戲多種；這些活動既從思想戰線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為我國戲劇輸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種種情況表明，近代進步文學不僅服務於當時的政治鬥爭，而且在思想內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傾向）以至文學形式（改革詩文、提倡白話、看重小說、輸入話劇）方面，都為「五四」以後的新文學的萌生作了必要的準備。可以說，近代進步文學乃是從封建時代文學到現代新文學之間的一個過渡。

　　唯其是「一個過渡」，近代進步文學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點和局限。如同整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次政治鬥爭並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一樣，這個時期的文學，也未能盡到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作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文學，對封建制度並不持根本否定態度；不僅政治上維護著清王朝，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不敢正面觸動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學說。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很快便趨於反動，而在不少新派作品裡，封建思想也仍然佔有地位。

　　提倡白話的呼聲雖然在十九世紀末葉已經出現，但他們大多數是提倡白話而不反對文言，或者主張書報可以採用通俗的白話，文學仍須維繫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確主張，也因為時代條件的不成熟，並未引起廣泛的討論和造成較大的聲勢。翻譯西方文學的工作當時也處於盲目被動、缺乏系統的狀態；林紓雖然譯述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帶著改作的成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文學，也因為沒有與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徹底，始終未能正面明確地提出反對封建舊文學的口號。

　　革命派本身的脫離群眾，一些代表人物在語文合一、採用白話等問題上所持的保守態度，都阻礙了他們在組織辛亥革命的同時去相應地發動一個強大的思想啟蒙和文學改革的運動，致使他們在文化上的影響甚至還不及維新派。至於對帝國主義，無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從階級本質上認識它們，對它們頗多幻想。此外，舊民主主義文學的一個根本弱點是：雖然在暴露上層腐敗生活方面能夠淋漓盡致，但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狀況卻極端缺乏瞭解。

　　隨著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的相繼失敗，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學，也終於受到被稱為「十裡洋場」的近代都市中惡濁氣氛的腐蝕而趨於墮落：「譴責小說」淪為「黑幕小說」，甚至成了專門詆毀私敵的「謗書」；民國初年出現的專寫「才子佳人」的鴛鴦蝴蝶派作品，則由最初具有些微進步傾向（感歎世態炎涼、不滿於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漸演變為滿紙陳詞濫調、遠離現實生活並有濃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說」、「狹邪小說」以至色情小說，文明新戲也褪盡了原來的戰鬥色彩，充滿著小市民的庸俗情調和低級趣味。

　　近代文學的這種發展狀況，深刻地證實了毛澤東同志關於近代文化的這一著名論斷：「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57頁。）

　　在文學領域內高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這個任務不能不落到無產階級領導的「五四」以後革命文學的肩上。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雖然已為新文學的建立作了若干準備，但它本身無法完成歷史所賦予的任務。「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興起，及是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學諸方面條件長期孕育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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