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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後記

《青春之歌》的最初問世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迄今已三十三年了。當一九九一年六月，它將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重版出書時，我不禁感慨萬千。它剛剛問世時，我才四十歲出頭，還算是風華正茂，而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已垂垂老矣。幾十年歲月，人事滄桑，世事更迭，亦喜亦憂，良多感歎。只是我對《青春之歌》的看法與情感卻從未變更，從未遷移。因為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燦爛時刻的閃光。它如果泯滅，便是我理想的泯滅，生命的泯滅。它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 　　《青春之歌》剛一出世雖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喜愛，但鞭撻、批判卻很快地洶湧而來。有名的自稱是「工人代表」的那位郭先生首先向它發難，說它是歌頌美化了小資產階級，說主人公林道靜不配是個共產黨員……一時間，《中國青年》、《文藝報》等報刊展開了熱烈地論爭。我不知道我國當代文學作品中（也許除了《武訓傳》？）還有哪一部曾受到如此廣泛、如此連篇累牘地批判（當然也有大量反批判的擁護者）。從一九五八年底開始，對《青春之歌》的批判、討論持續了三個多月。有無限上綱的，有據理力爭的，聲勢浩大，黑雲壓頂。我氣餒、消沉了麼？沒有！我沉穩地靜觀事態的發展。因為我心中有底——篤信魯迅的名言；「從噴泉中流出的是水，從血管裡流出的是血。」我自認為《青春之歌》是我血淚凝聚的晶石，它不會貽害人民。果然，最後由茅盾、何其芳、馬鐵丁幾位先生寫了結論式的長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繼續大量發行。 　　平安了幾年，「文革」時期，《青春之歌》的厄運又來了！ 　　還是那位郭先生，又起來發難。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為劉少奇、彭真樹碑立傳」的特大毒草；接著全國有二百多種小報，有無數次的批判會，對它「口誅筆伐」。它成了「文革」中受批判最重的「大毒草」之一。彼時我人身不大自由了，但我的心還是自由的。我不知世事將如何發展，我不知《青春之歌》的命運如何，但我的內心依然愛它、信它，依然堅信血就是血，不是水。 　　果然，一九七七年，「文革」結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它又經歷了一次磨難，一次浩劫。 　　我對它的感覺不是復蘇，不是再生，而是一株小樹經受風雨後又吐出嫩芽的欣欣向榮的喜悅。我不能忘記前兩年有一位大學生給我寫信說，他是在原中學校大批焚毀「毒草」書時，冒著危險，偷偷從大火中搶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讀到它的；優秀青年張海迪姑娘，當著魏巍同志的面親口對我說，她也是在「文革」中連夜偷看殘本的《青春之歌》的。他們讀後都受到鼓舞，都非常愛它。一本書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的摯愛，這對於一個作者來說盡夠了，盡夠了…… 　　我深知它今後仍然不會一帆風順，仍然會遭到某些非議。 　　不是麼，一位澳大利亞的來我國學習的留學生，去年寫信給我說，他的老師就曾批評《青春之歌》不該增加農村鬥爭那幾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問我對此有什麼意見。還有的青年作家，說《青春之歌》是個「表達既定概念的作品」。還有的人說，這小說不過是「愛情加革命」的圖解云云。他們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現實主義創作法則，我的生活經歷，我的信仰決定了我的愛與憎，也決定了我喜歡寫什麼，不喜歡寫什麼。這無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讀者之寵；我只能以一顆忠誠于祖國、人民，熱愛共產主義的心來從事我的創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於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瞭解舊中國危殆的過去，嚮往新中國光明的未來。這也許又是老生常談。但該常談的總不免要常談。這只有請讀者原諒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晨於香山東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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