釧影樓回憶錄七十一、女學校教書

七十一、女學校教書

　　自從到了時報館，從事于記者生涯以後，我是決計放棄了教書工作了。我自從十七歲父親故世後，即開門授徒，做了一個小先生，一直處館教書，坐熱了那只冷板櫈。以至脫離私塾制度，又踏進了新式教育，什麼吳中公學社咧，又是山東青州府中學堂監督咧，真是「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這一回，到了上海來，上海也正在各處興辦學校，一到上海，就有人來請我去當國文教員，我實在對此厭倦了，便一概加以婉辭。

　　然而到底不能脫去這個範籬，第一個破我戒的，便是史量才。量才在西門外高昌廟地方，開了一座女子蠶業學校，除了養蠶時期，女學生都要服務以外，其餘時間，便同別的女學校一樣，只不過加一點與蠶桑有關係的學科而已。他是常常到時報館息樓裡來的，時報館的幾位編輯先生，如陳景韓，雷繼興、林康侯等被他拖去教書了，我初到時報館，他便以我為鵠的了。

　　我起初拒絕他，我說：「我已教了十餘年書了，舊的、新的，都已教過，對此漸少興味，我現在要換換方向了。況且我現在也沒有工夫教書，時報館，小說林之外，偶有餘閒，還得要寫一些小說。」但量才百方勸駕，他說：「你鎮日埋頭寫作，也未免太悶損了，必須換換空氣。況且我不是天天要你來，一星期來三天或兩天，每星期擔任五六個鐘頭的課，終可以抽出這工夫吧？時報是在夜間，小說林在上午，那末下午你有工夫了。」

　　他又說：「山東青州府蠶桑學堂中教員，都是我的老同學，我知道你在青州辦學堂，很為吃力，但是上海的學堂非青州之此，尤其是女學堂。你不曾到女學堂來教過書，何妨來試試呢？把山東的男學生，和上海的女學生，作一比較如何？並且我們學校裡，到四月裡就要養蠶了，蠶忙的時候，便不上課，現在到養蠶時節，至多只有兩個月，那是很輕鬆的事，況且景韓、繼興，他們也來教過呢。

　　我為他說動了，我的確不曾在上海教過書，尤其不會在女學堂裡教過書。我當時又動於好奇心，凡是沒有經過的事，我總想去經歷一番。又想到量才所說：他的學校，四月裡就要養蠶，過後至多再讀一個月書，接著便要放暑假了，那末總共也不過教三個月書吧！

　　而且我當時正想寫社會小說，搜集各種資料，商務印書館又來接洽，要我寫教育小說。無論是社會小說也好，教育小說也好，各方面的情形的都要曉得一點，這個女學生社會，也是應該曉得一點，作一個實地觀察呢。

　　回想我十七歲開始做小先生的時候，曾教了一個女學生潘小姐，以後就沒有教過女學生。但現在所要教的不是一個女學生，而是成群的女學生了。我問史量才：「你是女學校的校長，何妨傳授心法」。他說：「也沒有什麼方略，但是你不可太嫩，太嫩了，壓不住她們，便吱吱喳喳的吵起來。雖然不必板起面孔來，但至少也得裝起老氣橫秋的樣子，方可以吃得住。」量才這話，正說中了我的病，我就是太嫩，尤其對於女人。其實我那時也有三十歲出頭了，人家看我，卻不過二十三四光景。

　　我所教的這一班女學生根整齊，全班不過十餘人，年紀都在十八歲以上，因為這是一班最高級，快要畢業了。女子蠶業學校裡沒有太年輕的學生，因為他們在招考的時候，就規定要十六歲以上，方能報考。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在養蠶時期，有一個很辛苦的服務，時常要輪流守夜，而且很沉重的蠶匾，要掇上掇下，非幼稚女生所能勝任。第二、在育種的時候，須用顯微鏡，子細觀察，而且對於蠶蛾的交配，詳細解釋無遺，在交尾中，還要輔以人力，這也是那種幼稚女生所非宜。

　　大概從前女學堂裡的女學生，頂會吵的是十四五歲，到了十六七歲，便漸次沉靜了，一過了十八歲，便不會吵鬧了。還有的在初進學校的女學生，最是會吵，在將畢業的女學生，便不大會吵的了。更有一說：在男先生的課堂裡會吵，在女先生的課堂裡，她們便不大敢吵了。在她們不大佩服的先生，自然吵得更加厲害，在她們佩服的先生，就不大吵了。這些都是當年在女學校教書的經驗之談。

　　在上海教會裡所辦的女學堂，像「中西女學」之類，他們對於中國的國文，不十分注重，所請的國文教員，都有些冬烘氣息，女學生們常常開他的玩笑。我記得有一位國文教師是松江人，督責學生們倒也很嚴。教她們讀「古文觀止」，那班學生們讀到蘇東坡的「赤壁賦」，中有句雲：「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她們大聲朗誦道：「松江豬玀！松江豬玀！」先生正把她們無可奈何。又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學生，不知如何觸犯了先生，那位先生便拉著她，要到女校長那裡去申訴，她大呼：「男女授受不親。」（禮記上語）嚇得那位教師急忙縮手。可是對於那些外國女教師，雖然背後也罵她老太婆，或給她提出醜惡的、可笑的綽號，然在當面，卻甚畏懼她，非常服帖。

　　我在女子蠶業學堂未及一月，而城東女學校校長楊白民，又來勸駕了。意思說：一樣的朋友，能在女子蠶業盡力，也希望在城東女學幫忙。我說：「我的工夫來不及。」他說：「每星期只要來三天，不到女子蠶業的日子，便到城東女學來好了。」我一時面軟，也就答應了。但是女子蠶業，在西門外過去的高昌廟，城東女學，則在南市的竹行弄，自己卻住在租界裡的愛文義路，一面在極西，一面在極東，這樣的終日奔波，很為勞累。並且高昌廟與竹行弄，都在華界，到了那邊，便得更換人力車，但是我那時很有勇氣，覺得教女學生，很有興味。

　　城東女學這一個學校的學生，卻是複雜得多了。我這一課堂中，約稈有三十多人，年齡小的不過十三、四歲，年齡大的已有三十餘歲，已是太太型的人了。就像黃任之的太太王糾思，也在我的課堂裡，同學們都呼她為黃師母，因為這時候，任之也在城東女學授課呢。還有他的兩位令妹黃冰佩、黃慧兼，也在一課堂。年齡最輕的就像袁觀瀾的女公子袁世莊，不過十三四歲，程度自然參差不齊。但在這個時候，實在出於無法，只要有志向學的，便是來者不拒，所以這個班次，只好勉強合併了。

　　我初在這些女學堂教書時，的確有些兒面嫩，她們似乎此你老練得多，不過她們也並不使我受窘，就是喜歡多說話，常常說到功課以外去。有時，她們說：「今天先生不必講古文，請說一段故事給我們聽。」她們以為我常寫小說，必定有一肚皮的故事，藏在心中。我只好說：「故事今天不曾預備，下一課期講故事。但是我口講故事，請你們把我所講的故事，用筆記起來，那也是習練作敘事文的法子呢」。她們聽了，覺得不大寫意，後來就不請我講故事了。其實記出來不是很好嗎？而她們視為強人所難。

　　我從青州府回到上海來，衣服很不入時，上課時，用粉筆寫黑板，有一位女學生最喜歡多說多話的，便道：「喂！先生！你的袖子管太長了。」我只好說：「是的！我的衣服不入時了。」我以為她沒有什麽說了。但是又繼續說道：「先生！你的指甲也太長，要剪去它，寫粉筆不大便當。」那時我真有些窘了。幸而和她同座的一位同學，怒之以目，別的同學則俯首掩口而笑。後來我告訴了楊白民，她說：這人素來如此，就是上海人所說的「十三點」脾氣。

　　後來我想：她所勸告我的並不錯，我的袖子管的確太長，我的指甲確是好久未剪。大概別的學生，也在這樣批抨我，而她卻忍不住，心直口快的便嚷出來了。下一次上課，我把指甲都剪光，衣服也換了件袖子短的。上了課堂以後，我就伸出手來給她們看，我說：「我是從善如流，聽你們的勸告，把指甲都剪平了。」那位女學生，反而面脹通紅，俯首無言。

　　兩三個月以來，我便老練得多了，我對於上課並不怕，但是對於這個改課卷，實在有些怕。試想：女子蠶業近二十人，城東女學有三十餘人，每星期就有五十余本作文要改，而且不能積壓，一積壓就要拖下去。我那時把課卷帶回家中，預備開夜車，可是一吃夜飯，睡魔便降臨了。

　　而且那時候，時報已登了我的連載小說，明天的稿子，也要預備。把課卷帶到報館去吧？發稿已畢，可有餘閒，但報館裡朋友多，談談說說，莊諧雜作，談笑風生，早已把學生的課卷，置之腦後了。

　　後來想出一個辦法來，將學生的作文課本，安放在學校的教員休息室內，上課以前或以後，倘有餘閒。即行改卷。再在學生作文的鐘點內，她們在作文，我在課堂裡監視的時候，便是改課本，這樣覺得好一些。不致積壓起來吧？

　　然而我的朋友中，有幾位，一天要上好幾個學堂的課，都是按著鐘點，方始趕到（那時上海各教員，也是按著鐘點計值，一天要跑幾個學校）。他們的口號，叫做「下車上課，下課上車。」那個情況，就像後來上海的說書先生，按著鐘點趕電臺一樣了。

　　在我們從愛文義路遷居到西門敦潤裡以後，上海民立女中學校的校長蘇本喦女士，又光臨寒舍來了，她又要請我到她那個學校裡去教書。蘇家開了兩個中學校，一個民立中學校，屬於男學生的；一個民立女中學校，屬於女學生的。民立中學校是蘇穎傑主持，民立女中學是蘇本喦主持，他們原是兄妹，為上海望族（蘇女士已嫁，其夫為王孟緣）。這個民立女中學，也開在西門，西門可稱是女學校的大本營，最大的務本女塾。

　　也是開設在西門，是人材最多的。

　　我這時女子蠶業學校已不再去教書了，城東女學校卻還是去的。蘇本喦女士到我家裡，和我妻說：「我知道包先生很忙，但是你們不遷居到西門來，我不好意思來說，既已遷居到西門來了，離我們學校很近，可否請包先生屈就一下？」又笑說：「我是奉學生之命來的，有幾位學生，都推薦包先生。因為她們的姊妹同學們，有的在女子蠶業，有的在城東女學，都歡迎包先生教得很好，所以我來敦請，務必俯允。」

　　這樣的高帽子戴上來，我又只得答應了。不過我的教書，不是過於自卑感，實在自己覺得不甚高明。但我以為在這一代的女學生，卻是在啟蒙時代，當以啟發她們的知識為首要，能多懂得一點新知識，就是好的。啟發了這一代的女學生，然後使下一代的女學生，更注重於種種學問呀。我在民立女中學教的這一班學生，頗為整齊，一共只有十人，年齡都在十八至二十歲，是稱為卒業班，程度也相差無多，課堂裡沉靜無嘩，與城東女學的學生，正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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