釧影樓回憶錄八、中落時代

八、中落時代

　　以遷居而言，桃花塢之局促，不及劉家浜之寬敞，以孩子的心情，也覺得後不如前了。大概父親脫離了錢莊業以後，景況便不及以前了，那時的舅祖吳清卿公（祖母之弟，名文渠）就很不以為然，以為既然在錢業中，當然要服從經理的指揮，好比在官場中的下屬，應當聽命于上司，那有反抗的餘地。但是父親志氣高傲，不肯屈服，因此便吃了虧。

　　這時父親雖脫離了錢莊事業，手中還有一點餘資，和友人經營一些小商業，也不甚獲利。後來開過一家毛骨棧，在齊門外下塘北馬路橋塊（那時蘇州並沒有馬路，但舊名詞已有馬路之稱）。這一家毛骨棧，外祖也有一些資本，但他占少數，我父親占多數，所有用人行政，都由父親處理。

　　怎麼叫做毛骨棧呢？就是專在城鄉各處，零星購買了各種獸毛獸骨，而整批出售的一種營業。獸毛中最大部份是豬毛，整擔的在堆疊中堆著，其它的各種獸毛，也有如黃狼皮、兔子皮、老鼠皮等等，不過牛皮是少數，因為另有作坊。獸骨中，大部份是牛骨、牛角、羊角，以及其他的獸骨，獸角。除了獸毛、獸骨外，還有雞毛，鵞毛、鴨毛，以及其它禽毛。關於人身上的東西，就是亂頭髮；還有破釘鞋上爛牛皮也收買的。那些東西，後來都成為出口貨了，經外國人科學製造後，重銷到中國來，化腐臭為神奇。在當時我們孩子心理，覺得這種營業，實在不大高尚。

　　這毛骨棧的店號，叫作盈豐，在齊門外下塘沿河，這是一條運河，老遠就看見我們雪白牆壁上，寫有一丈多見方的大字：「盈豐棧豬毛雜骨。」我們自己也有兩條沒有篷艙而足以裝貨的船，停在門前。這一帶，不獨是我們一家，還有一家店號同豐的，也和我們同樣的營業。

　　盈豐毛骨棧僅有踏進去的一間所謂帳房間者，較為乾淨整理，裡面是一片大場地，排列著棧房，都是堆積著那些豬毛雜骨的，發出了極難聞的臭味。還有那些亂頭髮，有人說：都是死人頭髮，誰知道呢？有一天，有個狠巴巴的人，拿來七條髮辮，正聽得上一天，校場裡殺了七個犯人，明明是這七個死囚的頭髮了，伹也不能不收。因此我們住在城裡的太太小姐們，再也不敢到這個毛骨棧裡去了。

　　這一種貨色，自有客商來收購，各處都有得來，而有一部份是銷到上海去的。那時豬鬃銷到外洋去，已是一宗輸出的大生意，豬毛在國內，也有作為肥料的。牛骨、牛角，在國內銷場極大，可以精製各種器物；羊角可以制一種明角燈，有掛燈，有枱燈，在國內流行甚廣。尚有許多，我聽不知者，未能盡述。頭髮後來也銷到外洋去，倘然如此，那七個斬犯的發辯，也許會一變而為歐美各國神聖大法官的假髮哩。

　　這個毛骨棧，我曾去過好幾次。本來蘇州齊門外，已近鄉郊，不大熱鬧的，但每一兩年出一種迎神賽會，叫做「賢聖會」，也不知是何神道，城裡的士女，傾巷來觀，也很熱鬧一時。我們也便借此去觀光這個毛骨棧。有一次，我們的棧房製造牛皮膏，是一位客商委託的，我以兒童好奇心，想往觀看，和父親住在棧裡，聞了一夜的臭味（煎牛皮膏的臭味），大呼上當。

　　父親開設了這家毛骨棧，他自己也難得去，委託了一位楊秋橋管理其事。誰知這位楊先生，大拆其濫汙，虧空得一塌糊塗。於是人家又責備父親用人不當，自己又不能常常到棧裡監督他們。我想：父親開設這個毛骨棧，也是一時的高興，後來便覺得這種營業，是不適於他幹的，他也對它興趣淡薄了。這家毛骨棧，在我十歲的時候，便盤頂收歇了。

　　我的父親雖是商業中人，伹他的性情，卻是高傲不屈的。我沒見過我的祖父，父親也沒見過，但據祖母說，父親的性情，和祖父很相似。祖父文筆很好，卻不事科舉，不去應試。和父親的走出了錢莊業，誓不回去，倔強的性格，有些相似。所以父親後來雖至窮困，也不肯仰面求人。他的母舅吳清鄉公，號稱蘇州首富，他也不肯依附於他，此即孔子所說「君子固窮」吧？

　　從前並不流行筆算，也沒有近代發明簡捷的算術，商業上就靠一把算盤。但父親可以用左右手打兩把算盤，而核對無訛。用墨西哥銀元，時常有夾銅、啞版、成色不足等等，但父親一聽聲音，即知其真偽。當時還行用製錢，中有方孔，以一百錢為一串，但每有不足成色的，父親一望即知其數之足否，此種技術，都是從小錢莊學來。但一到大錢莊，即與今之銀行一般，有種種金融的事業，而範圍亦大，有盈虛消長之策在其中，而我父則以公平持正為圭臬也。

　　自毛骨棧收歇以後，父親曾去當過一次幕賓。那時有一位王梅仙先生，在桃花塢和我們同居，會試中式成進士（蘇人稱為兩榜，舉人則稱為一榜），也是吳縣人。以榜下知縣，發放湖北，補了湖北應城縣知縣的缺，急要聘請一位縣署裡的帳房。由姚鳳生先生推薦，父親就到了應城縣裡去了。可是不到兩年，王梅仙先生便丁艱卸任了。父親也只好回到家鄉來。

　　湖北應城縣著名的出產，便是石膏，恐怕到今天還取之不竭，行銷國外。也有人說應城縣帳房是個好缺，這都是莫須有的事。王梅仙先生的一個清廉的官，卸任以後，兩袖清風。父親向來是生性狷介，除了每月薪水，托人帶來補助家用以外，到了回家時候，路徑漢口，土產也不肯帶一點，倒帶回一部應城縣縣誌。

　　父親最遠的旅行，便要算是到湖北應城縣了。此外在他年小時，祖母攜著他逃難，也曾到過安徽的徽州（吳家原籍徽州，我家祖先亦為皖籍）。以後便不曾出遇遠門，只是在家鄉的時候多。當然，那個時候，交通沒有現在的便利，而蘇州人士也憚于遠遊，成了習慣，往往一個保家守產的人。到了頭髮已白，也不曾離過家鄉，離家幾裡路，就算遠遊，那末我父親到了湖北省，親友間就要算他出過遠門了。

　　但是父親卻去過了上海好幾次，他到上海去，當然是關於商業上的，是何種商業，在我幼稚時代未能明曉。但是有一次，因為父親在上海病重了，我們便全家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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