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鄉人|鐘理和_學達書庫

原鄉人

　　一

　　我幼年時，登上我的人種學第一課的是福佬人（閩南人）。這個人是我父親商業上的朋友。大約在我三四歲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常常到我家來，在我家吃過一餐午飯，然後就走。但有時也會住下來，第二天才走。他人很高，很會笑。如果在我家住下來，那末，第二天要走時准會給我和二哥一角或二角錢；大概人還很好。待我年紀漸長，我才又知道有不少福佬人會到我們村子來做生意，媽時常由他們手裡買鹹魚、布、或綹線。這時，我也懂得點福佬話了。

　　人種學的第二種人是日本人。經常著制服、制帽，腰佩長刀，鼻下蓄著撮短須。昂頭闊步。威風凜凜。他們所到，鴉雀無聲，人遠遠避開。

　　「日本人來了！日本人來了！」

　　母親們這樣哄誘著哭著的孩子。孩子不哭了。日本人會打人的，也許會把哭著的孩子帶走呢！

　　二

　　六歲剛過，有一天，奶奶告訴我村裡來了個先生（老師）是原鄉人，爸爸要送我到那裡去讀書。但這位原鄉先生很令我感到意外。他雖然是人瘦瘦的，黃臉，背有點駝，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和我們有什麼不同。這和福佬人日本人可有點兩樣。他們和我們是不同的。放學回來時我便和奶奶說及此事。奶奶聽罷，笑著說到：我們原來也是原鄉人；我們是由原鄉搬到這裡來的。

　　這可大大出乎我意想之外。我呆了好大一會兒。

　　「是我爸爸搬來的嗎？」停了一會兒我問奶奶。

　　「不是！是你爺爺的爺爺。」奶奶說。

　　「為什麼要搬來呢？」

　　「奶奶也說不上。」奶奶遺憾地說。「大概是那邊住不下人了。」

　　「奶奶，」我想了想又說：「原鄉在那邊？是不是很遠？」

　　「在西邊，很遠很遠；隔一條海，來時要坐船。」

　　原鄉，海，船！這可是一宗大學問。我張口結舌，又呆住了。奶奶從來就不曾教過我這許多東西。

　　第二年，先生換了人。據說也是原鄉人，但和前一個完全兩樣。他人微胖，紅潤的臉孔，眼睛奕奕有神，右頰有顆大大黑黑的痣，聲音宏亮。比起前一個來，這位原鄉先生已神氣多了。只是有一點：很多痰，並且隨便亂吐。還有，喜吃狗肉，尤其是乳狗。那時村裡幾乎家家都養狗，要吃狗肉是極隨便的。因此不到兩年，他的身體更胖了，臉色更紅了，但痰更多了。

　　他宰狗極有技巧。他用左手的拇指及食指捏著狗脖子，右手拿刀往狗脖下一劃；小狗狺狺地在地上爬行幾步，然後一踉蹌。於是一連三隻。他又教人如何用狗尾翻腸子，真是再好再方便不過。

　　他在我們村裡教了三年書，後來脖上長了一個大瘡，百方醫治無效，便卷了行李走了。但據說：後來死在船上，屍首被拋進海裡。村人都說他吃狗肉吃得太多了，才生那個瘡的。不過他教學有方，且又認真，是個好先生，因而村裡人都很以為惜。

　　八歲時，因為入學校讀日本書，我就不再讀村塾了。

　　我第三個認識的原鄉人，也是和狗肉結下不解緣的。但令我不解的，他並不是外處人，據我所知，卻是從來就住在村子裡。也有老婆，都已上了年紀了；有一個女兒。他眼睛不好，手腳有點顫抖，但打起狗兒來卻兇狠而勇猛。遇著他殺狗時，村裡大人小孩都把他圍成一圈。他家門口有株木棉樹，他就把他的狗系在樹頭下，兩手揮起杯口粗的木棍使盡力氣向狗身上打下去。他的眼睛的不靈，使他的木棍不能每次都擊中要害，很快結束狗的生命；唯其如此，徒然增加了狗的痛苦。狗在繩子許可範圍內閃來閃去，踉蹌掙扎，叫得異常淒慘，血順著牠的舌頭、嘴唇滴落。全村的狗都著了魔似的瘋狂地吠著，但圍著的人卻屏聲靜氣，寂然不動。二哥叫我不要吐唾沫，並要把兩隻手藏在身後。

　　紅的血和瘋狂的犬吠，更刺激了打狗者的殺心，木棍擊落：叭啦！叭啦！突的，狗的腦袋著了一棍，蹶然僕地；鼻孔，眼睛，全出血了。狗的肚子猛烈地起伏，四肢在地上亂抓一轉。狗掙扎著又爬了起來。但無情的木棍又擊下去了。

　　我緊緊地靠著二哥。二哥一手挾抱我的腦袋，鼓勵我「不要怕！不要怕」，一聲淒絕的哀號過後，我再睜開眼睛。只見那可憐的動物直挺挺地躺在血泊裡，肚子起伏得更兇猛，四肢不住抽搐。

　　二哥終於把我帶走了。

　　有幾個大人聚坐在斜對過，村鋪前的石垣上談論此事。

　　「多狠！」一個人這樣說。又有人問是誰家的狗？據他的意思，以為給他狗的人家也和他一樣狠心。

　　「他給他們錢呢！」另一個人說。

　　「給他們多少錢？」對方反駁道：「要是我，就是給再多錢，我也不幹。」

　　「原鄉人都愛吃狗肉。」又有人這樣感喟地說。

　　他——那位殺牲者——是原鄉人，這是我從來不知道的。

　　回到家裡，我劈頭問奶奶：我爺爺吃不吃狗肉？

　　「不吃！」奶奶說。

　　「我爺爺的爺爺呢？」

　　奶奶托異地看著我，微笑地說：「我不知道。不過，我想他一定是不吃狗肉的。」然後奶奶問我怎麼要問這些事？

　　我將所見的事向她說明，然後告訴她：他們說原鄉人都愛吃狗肉。

　　「傻孩子，我們可不是原鄉人呀！」奶奶說。

　　「我爺爺的爺爺可是原鄉人，這是奶奶說的。」

　　「他是原鄉人，可是我們都不住在原鄉了。」

　　我爺爺和我爺爺的爺爺不吃狗肉，這事確令我很滿意，但是奶奶對於「我們是那種人」的說明，卻叫人納悶。

　　後來我又看見了更多的原鄉人，都是些像候鳥一樣來去無蹤的流浪人物，而且據我看來，都不是很體面的：賣蔘的、鑄犁頭的、補破缸爛釜的、修理布傘鎖匙的、算命先生、地理師（堪輿家）。同時我又發覺他們原來是形形色色，言語、服裝、體格，不盡相同。據大人們說，他們有寧波人、福州人、溫州人、江西人。這的確是件怪事。同是原鄉人，卻有如許差別！但對此，奶奶已不能幫我多少忙了。除此不算，我覺得他們都神奇、聰明、有本事。使破的東西經他們的手摸摸，待一會兒全變好了。我看主婦們收回她們的東西都心滿意足，可見他們修補得一定不錯。

　　最令我驚奇並感到興趣的，是鑄犁頭的一班人。他們的生意，不像平常人是在白天幹，卻是在夜間幹的。他們人數多，塊頭大，一個個都是彪形大漢，肩挑重負，頭戴寬邊大竹笠；這笠兒他們也可以當扇子來搧剛出模的火紅犁頭的。他們到了村子，便搖著鐵片嘩啦嘩啦地各處走著，向人家收集破犁頭。夜幕一落，他們便生火熔鐵；一個人弓著背拉著風箱，把只熔爐吹得烈焰融融。一個人把鑄模承著爐口，拿只鉗兒把爐子一傾，赤熱的熔液自爐口流進模裡，火星四射，煞是可怕，但那人毫無懼色。他袒胸，臉上流汗，用每個身當重任的人所有的那種無比的堅毅、冷靜和沉著，做完一切。熾紅的火光用雕刻性的效果，把他的身軀凸現成一柱巨人。這場面懾住了我的思想。我覺得他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第二日我清早起來時，他們已經走了，場地上留下一堆煤的燒渣。它燒成各色各樣奇形怪狀的東西，豐富了我們的玩具箱。

　　三

　　待我年事漸長，我自父親的談話中得知原鄉本叫做「中國」，原鄉人叫做「中國人」；中國有十八省，我們便是由中國廣東省嘉應州遷來的。後來，我又查出嘉應州是清制，如今已叫梅縣了。

　　到公學校（如今的國民小學）五六年級，開始上地理課；這時我發覺中國又變成「支那」，中國人變成了「支那人」。在地圖上，中國和臺灣一衣帶水，它隔著條海峽向臺灣劃著一條半月形弧線，自西南角一直劃到東北角。我沒有想到它竟是如此之大！它比起臺灣不知要大好幾百倍。但奶奶卻說我爺爺因為原鄉住不下人才搬到臺灣來的。這是怎麼說的呢？

　　日本老師時常把「支那」的事情說給我們聽。他一說及支那時，總是津津有味。精神也格外好。兩年之間，我們的耳朵便已裝滿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等各種名詞和故事。這些名詞都有它所代表的意義；支那代表衰老破敗；支那人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負責等等。

　　老師告訴我們：有一回，有一個外國人初到中國，他在碼頭上掏錢時掉了幾個硬幣，當即有幾個支那人趨前拾起。那西洋人感動得盡是道謝不迭。但結果是他弄錯了。因為他們全把撿起的錢裝進自己的兜裡去了。

　　然後就是支那兵的故事。老師問我們；倘使敵我兩方對陣時應該怎麼樣？開槍打！我們說。對！支那兵也開槍了。但是向哪裡開槍？向對方，我們又說。老師詭秘地搖搖頭；不對！他們向天上開槍。這可把我們呆住了。為什麼呢？於是老師說道：他們要問問對方，看看哪邊錢拿得多。因為支那兵是拿錢雇來的。倘使那邊錢多，他們便跑到那裡去了。

　　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沒完的，每說完一個故事，老師便問我們覺得怎樣。是的，覺得怎樣呢？這是連我們自己也無法弄明白的。老師的故事，不但說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不能決定自己該不該相信。

　　我重新凝視那優美的弧線。除開它的廣大之外，它不會對我說出什麼來。

　　四

　　同時，父親和二哥則自不同的方向影響我。

　　這時父親正在大陸做生意，每年都要去巡視一趟。他的足跡遍及沿海各省，上自青島、膠州灣，下至海南島。他對中國的見聞很廣，這些見聞有得自閱讀，有得自親身經歷。村人們喜歡聽父親敘述中國的事情。原鄉怎樣，怎樣，是他們百聽不厭的話題。父親敘述中國時，那口吻就和一個人在敘述從前顯赫而今沒落的舅舅家一樣，帶了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嘆息。因而這裡就有不滿、有驕傲、有傷感。

　　他們衷心願見舅舅家強盛，但現實的舅舅家卻令他們傷心，我常常聽見他們嘆息：「原鄉！原鄉！」

　　有一次，父親不辭跋涉之勞深入嘉應州原籍祭掃祖先，回來時帶了一位據說是我遠房的堂兄同來。村人聞訊，群來探問「原鄉老家」的情形。父親搖了半天頭，然後又生氣又感慨地說：地方太亂，簡直不象話；又說男人強壯的遠走海外，在家的又懶、又軟弱。像堂兄家，父親和兩個哥哥都走南洋，如今他又來臺灣，家裡就只剩三個婦人——一個老婆婆和兩個年輕兒媳；再有，則是幾個小孩了。大家聽著，又都嘆息不止。

　　後來父親對海南島大感興趣，曾有和族人集體移民到榆林去捕魚的計畫。他先去視察了兩趟，覺得滿意，然後第三次邀了四位族人同往。他們準備如這次視察也能滿意，回來後即把計畫付諸實現。但沒想到他們的汽車自海口出發後第二日便中途遇匪，在一個小縣城困守十多天，飽受一場虛驚，終於不得不取消視察，敗興而返。希望幻滅，父親和族人就此結束了發財的美夢，從此絕口不提海南島和捕魚的事情了。

　　同年末，上海傳來壞消息：公司倒了。父親席不暇暖的匆匆就道。回來時，那是又暴躁、又生氣、又傷心，言笑之間失去了往日快樂和藹的神采，經過很久才得恢復常態。

　　五

　　但真正啟發我對中國發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這位二哥，少時即有一種可說是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在高雄中學時，曾為「思想不穩」——反抗日本老師，及閱讀「不良書籍」——「三民主義」，而受到兩次記過處分，並累及父親被召至學校接受警告。

　　中學畢業那年，二哥終於請准父親的許可，償了他「看看中國」的心願。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暢遊了一個多月，回來時帶了一部留聲機，和許多蘇州西湖等名勝古跡的照片。那天夜裡，我家來了一庭子人。我把唱機搬上庭心，開給他們聽，讓他們盡情享受「原鄉的」歌曲。唱片有：梅蘭芳的霸王別姬、廉錦楓的玉堂春、和馬連良、荀慧生的一些片子。還有粵曲；小桃紅、昭君怨；此外不多的流行歌。

　　粵曲使我著迷；它所有的那低回激蕩，纏綿悱惻的情調聽得我如醉如癡，不知己身之何在。這些曲子，再加上那賞心悅目的名勝風景，大大的觸發了我的想像，加深了我對海峽對岸的嚮往。

　　我幾次要求父親讓我到大陸念中學；父親不肯。我又求二哥幫忙說項，但二哥說這事不會有希望，因為父親對中國很灰心。

　　父親在大陸的生意失敗後，轉而至屏東經商；二哥也遠赴日本留學去了。第二年七七事變發生，日本舉國騷然；未幾，我被編入防衛團。堂兄回原鄉去了。我和他相處數年，甚為和洽，此番離別，兩人都有點捨不得。

　　戰事愈演愈烈，防衛團的活動範圍愈來愈廣；送出征軍人、提燈遊行、防空演習、交通管制。四個月間，北平天津、太原、相繼淪陷，屏東的日本人歡喜若狂，夜間燈火滿街飛，歡呼之聲通宵不歇。

　　就在這時侯，二哥自日本匆匆回來了。看上去，他昂奮而緊張，眼睛充血，好像不曾好好睡覺。他因何返台，父親不解，他也沒有說明。他每日東奔西走，異常忙碌，幾置寢食於不顧。有一次，他領我到鄉下一家人家，有十幾個年輕人聚在一間屋子裡，好像預先有過約定。屋裡有一張大床鋪，大家隨便坐著；除開表兄一個，全與我面生。

　　他們用流利的日語彼此辯論著，他們時常提起文化協會、六十三條、中國、民族、殖民地等名詞。這些名詞一直是我不感趣的，因而，這時聽起來半懂不懂。兩小時後討論會毫無所獲而散。二哥似乎很失望。

　　同日晚上，二哥邀父親在我隔壁父親臥室中談話。起初兩人的談話聽起來似乎還和諧融洽，但是越談兩人的聲音越高，後來終於變成爭論。我聽得見二哥激昂而熱情的話聲。然後爭執戛然而止。二哥出來時怏怏不樂；兩隻眼睛彷佛兩把烈火。是夜，我睡了一覺醒來，還看見二哥一個人伏在桌上寫東西。

　　數日後，二哥便回日本去了。臨行，父親諄諄叮囑：你讀書人只管讀書，不要管國家大事。父親的口氣帶有愧歉和安慰的成份。但二哥情思悄然，對父親的話，充耳不聞。

　　二哥再度自日本回來時，人已平靜、安詳，不再像前一次的激動了。這時國民政府已遷至重慶，時局漸呈膠著狀態。二哥說日本人已在作久遠的打算；中國也似決意抗戰到底，戰事將拖延下去。他已決定要去大陸。很奇怪的，父親也不再固執己見了，但也不表高興。

　　我和表兄送二哥到高雄；他已和北部的夥伴約好在臺北碰頭。一路上都有新兵的送行行列。新兵肩系紅布，頻頻向人們點首微笑。送行的人一齊拉長了脖子在唱陸軍行進曲。

　　替天討伐不義，
　　我三軍忠勇無比，
　　……

　　二哥深深地埋身車座裡，表情嚴肅，緘默不語。我平日欽仰二哥，此時更意識到他的軒昂超越。我告訴他我也要去大陸。二哥微露笑意，靜靜低低地說：好，好，我歡迎你來。

　　二哥走後不久，憲兵和特務時常來家中盤查他的消息。他們追究二哥到那裡去及做什麼事。我們一概答以不知。事實上二哥去後杳無音信，我們連他是否到了大陸也不知道。

　　六

　　防衛團的職務要辭辭不掉，要擺擺不脫，著實令人煩惱。我曾以素有膽石病為由請辭，但不為允許。團長是一位醫生，他解開內衣讓我看看他開刀後的疤痕，然後拍著我的肩膀安慰我說膽石開刀不難，只要我願意，他也可以為我效勞。

　　有一次防空演習，防衛團一半人管制交通，另一半人分區監視全街的燈火。時間已過午夜十二時。我們那一區忽然發現有一線燈光。我們——我和我的夥伴，按著地點很快就找出漏光的人家了。那是一間糕餅鋪，老闆出來應門沒有把遮光布幕遮攏，以致燈光外漏。

　　我們以情有可原，祗告誡了一番之後便預備退出。但此時一個有一對老鼠眼的日本員警自後面進來了。他像一頭猛獸在滿屋裡咆哮了一陣，然後不容分說把老闆的名字記下來。

　　「那老闆是唐山人（閩南語。即客家語的原鄉人）」

　　回到監視臺上，我的夥伴說。他是「老屏東」，知道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唐山人？那他怎麼不回唐山去呢，都戰爭了？」

　　我也用閩南語問他。

　　「他捨不得嘛，他這裡娶了老婆，又有鋪子！」

　　然後他又告訴我前些時捐款時，這位老闆沒有捐到日本人所希望的數目，因此日本人對他很不滿。這次他可能會吃苦頭。

　　我們由此談到這次的中日戰爭。這位夥伴認為中國打勝仗的希望甚微。

　　「戰爭需要團結，」他說：「可是中國人太自私，每個人只愛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翌日，我們在員警署集合。忽然有一個人自司法室搖搖擺擺的爬上停在門口的一輛人力車，彷佛身帶重病，垂頭喪氣，十分衰弱。那人矮矮的身材，微胖。在人群中，我和昨晚的夥伴默默地互看了一眼。只有我們兩人知道，這是發生了什麼事情。那車上的正是漏光的糕餅鋪的老闆。

　　目送遠去的人力車，我不覺想起夥伴所說的話：他是應該回去的！

　　當日黃昏時分，我獨自一人坐在公園水池邊，深深感到寂寞。我的心充滿了對二哥的懷念，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到了重慶，此刻在做什麼。失去二哥，我的生活宛如被抽去內容，一切都顯得空虛而沒有意義。我覺得我是應該跟去的；我好像覺得他一直在什麼地方等候我。

　　「歡迎你來！歡迎你來！」二哥的聲音在我耳畔一直縈繞不絕。

　　七

　　其後不久，我就走了——到大陸去。

　　我沒有護照；但我探出一條便道，先搭船到日本，再轉往大連；到了那裡，以後往南往北，一切都隨你的便。

　　我就這樣走了。

　　我沒有給自己定下要做什麼的計畫，祗想離開當時的臺灣；也沒有到重慶去找二哥。

　　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二哥如此，我亦沒有例外。

　　【作者簡介】

　　鐘理和(1915-1960) ，出生於臺灣日治時期的新大路關，即今屏東縣高樹鄉境廣興村，為六堆之一。

　　1928年畢業於鹽埔公學校。于1930年接受私塾漢文教育，1932年隨父遷居高雄州旗山郡美濃莊（今高雄縣美濃鎮），經營笠山農場。後認識鐘台妹女士，1938年因與鐘台妹同姓結婚受阻，遂隻身前往當時為滿州國所轄的瀋陽，進入滿洲自動車學校。1940年妻子前往滿洲。1941年遷居北京專事寫作。

　　1946年返台應聘內埔初中任教，後因肺疾惡化去職，返美濃定居，病中重訂書稿不輟。1956年，以長篇小說《笠山農場》獲得中華文藝獎。1960年於病中修改中篇小說《雨》時喀血而死，血濺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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