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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管窺之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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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為《國聞週報》寫過三篇《日本管窺》,曾答應王芸生先生說,末了還有一篇其四。可是一擱就是一年半,不曾交卷,愈擱愈不好辦,到得現在雖想決心清理,這本卷子卻無從下筆,著實感到為難。這緣故自然一半在於我自己的懶惰,一半也總為題目的難做。本來只要熟讀了《東萊博議》,天下沒有不好做的文章,其訣竅便是趨與避耳,趨即投機,應該怎麼說的就怎麼說,避即忌諱,不應該說的就不說是也,不佞未嘗不讀過《博議》,而且也作過管仲或漢高祖論,可以隨意褒貶,不過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近日來更是思想頑固,不大會得通融,所以寫出文章來總難合式,我曾經說過,抗日時或者覺得未免親日,不抗日時又似乎有點不夠客氣,這回又特別「煩惱自取」,想來談日本的別一方面,其寫得不好更是活該矣。其實自己知道不容易談的東西原可乾脆的不必談,這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們平常多隻注意于所謂文化,所見的往往偏於盾的一面,今為補足起見自不能不來談一下,若其事倍功半,即俗語雲吃力不討好,則本來是早就知道者也。 去年八月間我寫《與友人談日本文化書》之二,其中有這幾句話: 「據我想一個民族的代表可以有兩種,一是政治軍事方面的所謂英雄,一是藝文學術方面的賢哲。此二者原來都是人生活動的一面,但趨向並不相同,有時常至背馳,所以我們只能分別觀之,不當輕易根據其一以抹殺其二。如有人因為喜愛日本的文明,覺得他一切都好,對於其醜惡面也加以回護,又或因為憎惡暴力的關係,翻過來打倒一切,以為日本無文化,這都是同樣的錯誤。」 那麼現在的意思差不多就是暫時離開了藝文學術方面來談談日本,賢哲我們還不大配得高攀,不過懂總是可以懂得一點,至於英雄更是隔教,怎麼談得呢?其實英雄即流氓耳,有些大流氓會成得大事,如朱元璋與德川家康,卻是不可多得,普通的小英雄也就很是尋常,隨時可以遇見,其成績亦不過碼頭上拆梢之類,但在國際則是當然的罷了。我們平日講文化的雖然看不起他們,實際上仍是身受其害,不容得我們不注意他,今天破費點工夫來說幾句話,關於日本現代的英雄事業,雖然不能說得明白,略為表示一點意見,也總是應當的罷。 日本對於中國所取的態度本來是很明瞭的,中國稱曰帝國主義,日本稱曰大陸政策,結果原是一樣東西,再用不著什麼爭論,這裡我覺得可談的只有一個問題,便是日本為什麼要這樣的做。這句話有點說的不大明白,這問題所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本來對中國的帝國主義不只一個日本,為主義也原可不擇手段,而日本的手段卻特別來得特別,究竟是什麼緣故?這就是我所說的問題。我老實說,我不能懂,雖然我找出這個問題,預備這篇文章,結果我只怕就是說明不懂的理由而已。 近幾年來我心中老是懷著一個大的疑情,即是關於日本民族的矛盾現象的,至今還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在對中國的行動顯得那麼不怕醜。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行動上卻又那麼拙,日本人喜潔淨,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那麼髒,有時候卑劣得叫人噁心。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跡。我們且具體的舉例來說吧。 其一,藏本事件。大前年夏天我往東京去玩,在日華俱樂部遇見好些實業家和軍人,我提起藏本失蹤的事來,一位中將答說:說起來實在慚愧。可惜當時的日本報紙和通訊社所發表的文章都散失了,如有人編輯為一書,倒是很有意義的事。 其二,河北自治事件。不知那裡雇來的老頭兒坐了破汽車到官所請願說要自治,有日本友人對了來遊歷的參謀本部的軍官談及,說這種做法太拙太醃臢了,軍官也不贊成,問你們參謀本部不是與聞的麼?他笑而不答。個人盡不以為然的,但事情總是那麼實現著。 其三,成都北海上海汕頭諸事件。 其四,走私事件,日本稱之曰特殊貿易,如此名詞頗有幽默味。但只宜用作江湖上的切口耳,非國家所可用也。 其五,白麵事件。我曾說過,日本人的愛國平常似只限於對外打仗,此外國家的名譽仿佛不甚愛惜,這於販毒可以得到證明。《管窺之一》中云: 「說毒化政策這倒未必然,大約只是容許僑民多賺一點錢吧。本來為富不仁,何況國際,如英國那樣商業的國家倘若決心以賣雅片為業,便不惜與別國開戰以達目的,這倒也言之成理。日本並不做這生意,何苦來呢。商人賺上十萬八萬,並不怎麼了不得,卻讓北平或他處的人民認為日本人都是賣白麵嗎啡的,日本平常動不動就說中國抗日侮日,其實如上邊所說,使一地方人民都相信日本人專售嗎啡,豈不更侮日之尤,而其原因還不是在於日本官民之不能自己愛惜國家名譽的緣故麼?」 以上諸例都可以做我的證明。假如五十嵐力的話不錯,日本民族是喜歡明淨直的,那麼這些例便即可以證明其對中國的行動都是黑暗污穢歪曲,總之所表示來全是反面。日本人盡有他的好處,對於中國卻總不拿什麼出來,所有只是惡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離奇。這是什麼緣故呢?平日只看見日本文化的人對於這件事實當然要感到十分詫異,百思不得其解的,我說這是當然,蓋因此不屬文化分內事,雖賢哲亦無如何者也,但是我既然搬出這問題來了,無論對不對總得與以一種解釋才行,文化方面的路已經走不通,那麼就來走反面的路看,賢哲沒有辦法,那麼就去找愚不肖的來吧,我這裡只好來提出反文化說作解釋,大家請勿笑話,如有更好的說法,不佞願佇候明教也。 我看日本現在情形完全是一個反動的局面,分析言之其分子有二,其一是反中國文化的,即是對於大化革新的反動,其二是反西洋文化的,即是對於明治維新的反動,是也。我們推重日本的文化謂其自有獨立的地位與價值,但其以中國及西洋文化為根本則是事實,而漢文化的影響為尤大,蓋年代久遠,所入者深,所及者廣也。日本開國相傳在基督前六百六十年,謹慎的學者則仍取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六四五)為紀年,是時為唐貞觀十九年,日本初仿中國用年號,次年即實行改革,於歷史上開一新年代,一切文化于以建立,而為之模範者則隋唐時制度文物也。 千餘年來代遠事繁,又學涉專門,不佞未敢妄談,只就現代生活來說,漢文化迫壓的痕跡也還是歷歷可睹,略舉一例如文字,漢字至今還為中學生所必修,漢字到處皆是,不但可笑的是日本式羅馬字未能通用,即日本假名亦終未能取漢字而代之,有一時候最出風頭的斷然處置呀膺懲等等話還不得不用漢語,這真是一段大喜劇。用毛筆與筷子似乎成一系統,日本也套在這圈子裡沒法擺脫,於是藝術與生活上有好些事情便又都只好跟著走,雖然成就自然可以有高下不同,這種文化的債務在當時雖很是欣感,後來也會漸漸覺得是一個壓迫,特別是自己站得起了而債主已是落魄的時候。民國前太炎先生居東京,有人找他寫字,常抄《孟子·離婁下》的數語與之,文云: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 太炎先生的憤慨是難怪的,但是天下的負恩殺師其原因並不一定為的是愈己,實在有許多也因為是太不如己了,無意識的感著屈辱,想亂暴的反抗一下,才能輕鬆的吐一口氣,這種行動顯見得很不太雅,不過在世間也不是不可體諒的事情。在日本的漢文化的壓迫實在太沉重了,明治維新以借用西洋文化成功之後,甲午之役出手一試,打勝了中國,反漢文化的反動便逐漸進行,現在差不多到了絕頂,仿佛有的失了正氣,便成了如上文所說的狀態。 日本第二次的大改革即明治維新,從攘夷忽而轉為借用西洋文化,這的確不愧為一大英斷,但是反西洋文化的反動也旋即抬頭,近年中乃與反漢文化的反動一同爆發,這在脫離國際聯盟時松岡洋右的拂袖子,與主張焦土外交時內田康哉的臺步裡可以看出來,—說也奇怪,此二人的行動看去卻仿佛都是美國電影式,全不像我們想像中的東方豪傑。國內有甘心給軍人做聽差的右傾政客文人新聞家大張旗鼓,結果提到了日本憲法學的功勞者美濃部達吉,拿這老頭兒來祭旗,也做個殺雞懼猴的勾當,可見他們是將大有作為,要努力來建立起「昭和維新」。果然五一五後還有二二六,轟轟烈烈的鬧了起來,事雖未成,右派勢力之不可侮總是很明白的。 明治維新的主要特色是尊王倒幕,借用西洋文化,右派當然是極端國粹主義,那麼他們對於上述特色至少也總要修改吧,即使未便推倒。尊王是無疑的,我想如真是國粹主義則幕府制度似乎也未可厚非,西洋文化是不行的,但船堅炮利的一部分或當除外吧。這是我所擬議的日本右派所應取的態度,覺得如此才合情理,雖然以我個人的意見來說決無佐幕的理由,茲不過借箸代謀,應有盡有的說而已。德川系是完了,侯爺只可去弄外交政治,不能再作將軍,不過根據數百年歷史上的經過,數十年教育言論的灌輸,加以目下強有力的指導與運動,或者日本人民覺得在皇室之下設一軍人內閣或曰幕府,只是非世襲而為親任,似未始不較代議政治為更是國粹的吧。 我近來常在等候這種主張的發生,這也別無作用,只覺得這樣才講得通,可惜不幸而吾言不中,至今竟沒有人主張復興幕府,明說要軍人專政,大家都只嚷嚷說「法羞」,這令我聽了始而固然失望,繼而也不禁微笑。夫法羞者何也?義大利語fascio日本用作法西斯黨或其主義解,非日本語也。日本右派欲作右傾的反動,卻仍不得不借用歐語,吾於是深感到西洋文化迫壓之深,殆不下於漢文化,其發生反抗的反動者宜也,唯其主動的國粹主義尚戴著西洋貨的鬼面,此則頗可笑耳。 據藹理斯說,法西斯的發生須有三條件,即其一,國家昔曾有光榮而今已衰落,其二,人民有復興的熱意,其三,有人能擔當此事業也。故德義土諸國合於此條件,英法則否,故藹理斯以為此運動不能有為。日本情形正與英法同而與德義土諸國異,國粹派有志右傾,無妨坦率直陳,苟所深信即主張幕府亦何不可,不必拾西人之唾餘,以為護符,徒見其無氣力無誠意也。譬如雅片公賣雖非盛事,但假如有充足的理由,真是利多害少,便不妨賣,直稱曰雅片,土藥云云已嫌多事,若諱之曰西北貨,美之曰國貨,不說別的,抑何其不大方乎。既非和尚喝酒,亦非窮漢偷雞,不必隱語雲般若湯,或曰踢球也。《繫辭》雲,失其守者其詞屈。凡如上文所雲皆不能免焉。 我用了日本反漢文化的反動來說明近來許多離奇的對華行動,自己知道不見得怎麼靠得住,但是除此以外更沒有方法可以說明,只好姑且以此敷衍。友人來談,把大意告訴他,他不很以為然,說日本的這些手段並不專是對中國人用的,在本國也是如此,不過程度稍有不同罷了。舉出例來有三月初北平日文報《新支那》上所載有稱支那一讀者的投書,有云: 「貴報說中國人不大尊重人命的事情,甚是痛快。但是日本記者諸君這樣說,我想不妥當吧。為什麼呢?因為日本似乎也並不是怎麼尊重人命的地方。在那大地震的時候,造出朝鮮人的謠言,把他們殺了許多,又因了官憲的命令,不但是大杉榮夫婦連無罪的小孩兒也都虐殺了,這些事不說也罷。因為這些相隔了十四五年,青年們大抵都已不記得了吧。那麼現在且來談那滿洲事變之後的,犬養木堂翁的暗殺事件。不,那並不是暗殺,非說明殺不可也未可知。明暗雖有區別,斷人家的生命總是一樣吧。現役軍官殺了現任的內閣總理,還有成千成萬的人民出來請願減刑,減了刑的陸海軍士官們又都恬不知恥的活著,真是奇事。我不知道武士道是什麼東西,但從戲文和說書上也聽到過一點兒,在那有名的五一五事件裡什麼地方還留存著少許武士道似的東西呢,我想來想去總是不懂。斷了人家的性命,自己的生命是可惜的。這或不是殘忍亦說不定,但難免是卑怯。」 (據上海《立報》譯文。)在我的《管窺之一》也曾說及云: 「其次還有民間主謀的一團人,首領井上日召據說是和尚,初審判了死刑,再審卻減了等,據報上說是旁聽的那些親戚家屬聽了減刑的判決都喜歡得合掌下淚。我看了這記事卻覺得滿身不愉快,阿彌陀佛,日本的武士道真掃地以盡了。主謀殺人的好漢卻怎地偷生惡死,何況又是出家人,何其看不透耶。」 照這樣看來,日本人對於自家人的行動也差不多,亦何嘗明淨直耶。其原因何在,鄙人不敏無從解說,只能正直的自白雲不懂耳。我平常這樣想,日本民族與中國有一點很相異,即是宗教信仰,如關於此事我們不能夠懂得若干,那麼這裡便是一個隔閡沒有法子通得過。中國人也有他的信仰,如吾鄉張老相公之出巡,如北平妙峰山之朝頂,我覺得都能瞭解,雖然自己是神滅論者,卻理會得拜菩薩的信士信女們的意思。 我們的信仰仿佛總是功利的,沒有基督教的每飯不忘的感謝,也沒有巫教的降神的歌舞,蓋中國的民間信仰雖多是低級而不熱烈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們的崇拜儀式中往往顯出神憑或如柳田國男氏所雲「神人和融」的狀態,這在中國絕少見,也是不容易瞭解的事。淺近的例如鄉村神社的出會,神輿中放著神體,並不是神像,卻是不可思議的代表物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見不可見的別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壯丁抬著走,而忽輕忽重,忽西忽東,或撞毀人家的門牆,或停在中途不動,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輿夫便只如蟹一爪,非意識的動著。柳田氏所著《祭禮與世間》第七中有一段說得很好: 「我幸而本來是個村童,有過在祭日等待神輿過來那種舊時情感的經驗。有時候便聽人說,今年不知怎的禦神輿特別的發野呀。這時候便會有這種情形,儀仗已經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輿老是不見,等到看得見了也並不一定就來,總是左傾右側,抬著的壯丁的光腿忽而變成了Y字,忽而變成X字,又忽而變成W字,還有所謂舉的,常常盡兩手的高度將神輿高高的舉上去。」 這類事情在中國神像出巡的時候是絕沒有的,至少以我個人淺陋的見聞來說總是如此。如容我們掉書袋,或者希臘古代所謂酒神祭時的儀式頗有相似亦未可知,不過那祭典在希臘也是末世從外邊輸入的,而且在愛好希臘文化的人看去也未必感到親近,雖然這在民間信仰的研究上極是重要。日本的上層思想界容納有中國的儒家與印度的佛教,近來又加上西洋的哲學科學,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還是似從南洋來的神道教,他一直支配著國民的思想感情,少數的賢哲有時能夠脫離了,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動得他分毫,到得有事時主動的仍是那些神憑的英雄,演出來的便是那一套把戲。我想假如我能夠懂抬神輿的壯丁的心理,那麼我也能夠瞭解日本的對華行動的意思了吧。 可惜我不能,我自己沒有什麼宗教情緒,對於這些事情簡直張不開口來,別說想去啃一下了。而不懂得日本神道教信徒的精神狀態便決不能明白日本的許多事情,結果我不得不絕望,聲明我不能懂,上邊所說的也都是費話,只餘這不懂的一句聲明,這一句話卻是很有價值的,或者在我的《管窺》四篇這是最有價值的話亦未可知。日本常以書畫美術等中國系統的文化給西洋人去看,又以機器兵械等西洋系統的文化給中國人來看,其所特有的神道教精神卻並不提出來,人家並不大注意,其實這是大可表彰的,日本如要為右傾運動找一個靈魂,這就是的,亦無妨稱之曰國粹。 我們平日喜談日本文化,雖然懂得少數賢哲的精神所寄,但于瞭解整個國民上我可以說沒有多大用處,而且這種文化所表示者往往與事實現狀背馳,我們即力加辨明,在常人看去難免以為終是誑語耳。日本文化可談,而日本國民性終於是謎似的不可懂,則許多切實的問題便無可談,文化亦只清談而已。我既聲明不懂,就此結束管窺,正是十分適宜也。 廿六年六月十六日于北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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