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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批評雜話


  一

  中國現代之缺乏文藝批評,是一件無可諱言的事實。在日報月刊上儘管有許多批評似的文字,但是據我看來,都不能算是理想的文藝批評。我以為真的文藝批評,本身便應是一篇文藝,寫出著者對於某一作品的印象與鑒賞,決不是偏于理智的論斷。現在的批評的缺點大抵就在這一點上。

  其一,批評的人以為批評這一個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著負的意思,所以文章裡必要說些非難輕蔑的話,仿佛是不如此便不成其為批評似的。這些非難文所憑藉的無論是舊道德或新文化,但是看錯了批評的性質,當然不足取了。

  其二,批評的人以為批評是下法律的判決,正如司法官一般;這個判決一下,作品的運命便註定了。在從前主義派別支配文藝界的時代,這樣的事確是有過,如約翰孫別林斯奇等便是這一流的賢吏。但在現代這種辦法已不通行,這些賢吏的少見那更不必說了。

  這兩種批評的缺點,在於相信世間有一種超絕的客觀的真理,足為萬世之準則,而他們自己恰正瞭解遵守著這個真理,因此被賦裁判的權威,為他們的批評的根據,這不但是講「文以載道」或主張文學須為勞農而作者容易如此,固守一種學院的理論的批評家也都免不了這個弊病。我們常聽見人拿了科學常識來反駁文藝上的鬼神等字樣,或者用數學方程來表示文章的結構,這些辦法或者都是不錯的,但用在文藝批評上總是太科學的了。科學的分析的文學原理,於我們想理解文學的人誠然也是必要,但決不是一切。因為研究要分析,鑒賞卻須綜合的。文學原理,有如技術家的工具,孟子說,「大匠與人以規矩,不能與人巧。」

  我們可以應用學理看出文藝作品的方圓,至於其巧也就不能用規矩去測定他了。科學式的批評,因為固信永久不變的準則,容易流入偏執如上文所說,便是最好的成績,也是屬￿學問範圍內的文藝研究,如文學理論考證史傳等,與文藝性質的文藝批評不同。陶淵明詩裡有兩句道,「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所謂文藝批評便是奇文共欣賞,是趣味的綜合的事,疑義相與析,正是理智的分析的工作之一部分。

  真的文藝批評應該是一篇文藝作品,裡邊所表現的與其說是對象的真相,無寧說是自己的反應。法國的法蘭西在他的批評集序上說,

  「據我的意思,批評是一種小說,同哲學與歷史一樣,給那些有高明而好奇的心的人們去看的;一切小說,正當的說來,無一非自敘傳。好的批評家便是一個記述他的心靈在傑作間之冒險的人。

  客觀的批評,同客觀的藝術一樣的並不存在。那些自騙自的相信不曾把他們自己的人格混到著作裡去的人們,正是被那最謬誤的幻見所欺的受害者,事實是:我們決不能脫去我們自己。這是我們的最大不幸之一。倘若我們能夠一刹那間用了蒼蠅的多面的眼睛去觀察天地,或者用了猩猩的簡陋的頭腦去思索自然,那麼,我們當然可以做到了。但是這是絕對的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像古希臘的鐵勒西亞斯生為男人而有做過女人的記憶。我們被關閉在自己的人格裡,正如在永久的監獄裡一般。我們最好,在我看來,是從容的承認了這可怕的境況,而且自白我們只是說著自己,每當我們不能再守沉默的時候。

  老實地,批評家應該對人們說,諸位,我現在將要說我自己,關於沙士比亞,關於拉辛,或巴斯加耳或歌德了。至少這個機會總是盡夠好了。」

  這一節話我覺得說的極好,凡是作文藝批評的人都應該注意的。我們在批評文裡很誠實的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正與在詩文上一樣,即使我們不能把他造成美妙的文藝作品,總之應當自覺不是在那裡下判決或指摘缺點。

  二

  我們憑了人間共通的情感,可以瞭解一切的藝術作品,但是因了後天養成的不同的趣味,就此生出差別,以至愛憎之見來。我們應當承認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不過同時也應知道這只是我們自己主觀的迎拒,不能影響到作品的客觀的本質上去,因為他的絕對的真價我們是不能估定的。許多司法派的批評家硬想依了條文下一個確定的判決,便錯在相信有永久不易的條文可以作評定文藝好壞的標準,卻不知那些條文實在只是一時一地的趣味的項目,經過多數的附和,於是成為權威罷了。這種趣味當初盡有絕大的價值,但一經固定,便如化石的美人只有冷而沉重的美,或者不如說只有冷與沉重迫壓一切強使屈服而已。現在大家都知道稱賞英國濟慈(Keats)的詩了,然而他在生前為「批評家」所痛駡,至於有人說他是被罵死的,這或是過甚之詞,但也足以想見攻擊的猛烈了。

  我們看著現代的情形,想到濟慈被罵死的事件,覺得頗有不可思議的地方:為什麼現在的任何人都能賞識濟慈的詩,那時的堂堂《勃拉克烏特雜誌》(Blackwood』s Magazine)的記者卻會如此淺陋,不特不能賞識而且還要痛駡呢,難道那時文藝批評家的見識真是連此刻的商人還不如麼?大約不是的罷。這個緣故是,那時的趣味是十八世紀的,現在的卻是濟慈以後的十九世紀的了;至於一般批評家的程度未必便很相遠,不過各自固執著同時代的趣味,表面上有點不同罷了。現代的批評家笑著《勃拉克烏特》記者的無識,一面卻憑著文學之名,盡在那裡痛駡異趣味的新「濟慈」,這種事情是常有的。

  我們在學校社會教育各方面無形中養成一種趣味,為一生言行的指針,原是沒有什麼希奇,所可惜者這種趣味往往以「去年」為截止期,不肯容受「今天」的事物,而且又不承認這是近代一時的趣味,卻要當他作永久不變的正道,拿去判斷一切,於是濟慈事件在文藝史上不絕書了。所以我們在要批評文藝作品的時候,一方面想定要誠實的表白自己的印象,要努力於自己表現,一方面更要明白自己的意見只是偶然的趣味的集合,決沒有什麼能夠壓服人的權威;批評只是自己要說話,不是要裁判別人:能夠在文藝批評裡具備了誠和謙這兩件事,那麼《勃拉克烏特》記者那樣的失策庶幾可以免去了罷。

  以上的話,不過為我們常人自己知道平凡的人而說,至於真是超越的批評家當然又當別論了。我們常人的趣味大抵是「去年」的,至多也是「當日」(Up to date)的罷了,然而「精神的貴族」的詩人,他的思想感情可以說是多是「明天」的,因此這兩者之間常保有若干的距離,不易接觸。我們鑒於文藝史上的事件,學了乖巧,不肯用了去年的頭腦去呵斥明天的思想,只好直抒所感的表白一番,但是到了真是距離太遠的地方,也就不能再說什麼了,在這時候便不得不等真的批評家的出現,給我們以幫助。

  他的批評的態度也總具著誠與謙這兩件,唯因為他也是「精神的貴族」,他的趣味也超越現代而遠及未來,所以能夠理解同樣深廣的精神,指示出來,造成新的趣味。有些詩人當時被人罵倒而日後能夠復活,或且成為偶像的,便都靠有這樣的真批評家把他從泥裡找尋出來。不過這是不可勉強的事,不是人人所做得到的。平凡的人想做這樣的真批評家,容易弄巧成拙,不免有棄美玉而寶燕石的失著,只要表現自己而批評,並沒有別的意思,那便也無妨礙,而且寫得好時也可以成為一篇美文,別有一種價值,別的創作也是如此,因為講到底批評原來也是創作之一種。

  一九二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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