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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蟲魚小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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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李日華著《紫桃軒雜綴》卷一雲,白石生辟穀嘿坐,人問之不答,固問之,乃雲,「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這是仙人的話,在我們凡人看來不免有點過激,但大概卻是不錯的,尤其是關於那第二點。在寫文章的時候,我常感到兩種困難,其一是說什麼,其二是怎麼說。據胡適之先生的意思這似乎容易解決,因為只要「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和「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便好了,可是在我這就是大難事。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說,然而也有些是想說的,而現在實在無從說起。不必說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談談兒童或婦女身上的事情,也難保不被看出反動的痕跡,其次是落伍的證據來,得到古人所謂筆禍。 這個內容問題已經夠煩難了,而表現問題也並不比它更為簡易。我平常很懷疑心裡的「情」是否可以用了「言」全表了出來,更不相信隨隨便便地就表得出來。什麼嗟歎啦,永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戲,多少可以發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為藝術再給人家去看的時候,恐怕就要發生了好些的變動與間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愛戀之喜悅,人生最深切的悲歡甘苦,絕對地不能以言語形容,更無論文字,至少在我是這樣感想,世間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麼我們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現者只是某一種情意,固然不很粗淺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換句話來說,實在是可有可無不關緊急的東西,表現出來聊以自寬慰消遣罷了。從前在上海某月刊上見過一條消息,說某人要提倡文學無用論了,後來不曾留心不知道這主張發表了沒有,有無什麼影響,但是我個人卻的確是相信文學無用論的。 我覺得文學好像是一個香爐,他的兩旁邊還有一對蠟燭台,左派和右派。無論那一邊是左是右,都沒有什麼關係,這總之有兩位,即是禪宗與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兩個名稱。文學無用,而這左右兩位是有用有能力的。禪宗的作法的人不立文字,知道它的無用,卻尋別的途徑。辟曆似的大喝一聲,或一棍打去,或一句幹矢橛,直截地使人家豁然開悟,這在對方固然也需要相當的感受性,不能輕易發生效力,但這辦法的精義實在是極對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最高理想的藝術,不過在事實上藝術還著實有志未逮,或者只是音樂有點這樣的意味,纏縛在文字語言裡的文學雖然拿出什麼象徵等物事來在那裡掙扎,也總還追隨不上。 密宗派的人單是結印念咒,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幾句話,看去毫無意義,實在含有極大力量,老太婆高唱阿彌陀佛,便可安心立命,覺得西方有分,紳士平日對於廚子呼來喝去,有朝一日自己做了光祿寺小官,卻是顧盼自雄,原來都是這一類的事。即如古今來多少殺人如麻的欽案,問其罪名,只是大不敬或大逆不道等幾個字兒,全是空空洞洞的,當年卻有許多活人死人因此處了各種極刑,想起來很是冤枉,不過在當時,大約除本人外沒有不以為都是應該的罷。名號——文字的威力大到如此,實在是可敬而且可畏了。文學呢,它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它不能那麼解脫,用了獨一無二的表現法直截地發出來,卻也不會這麼剛勇,憑空抓了一個唵字塞住了人家的喉管,再回不過氣來,結果是東說西說,寫成了四萬八千卷的書冊,只供閒人的翻閱罷了。 我對於文學如此不敬,曾稱之曰不革命,今又說它無用,真是太不應當了,不過我的批評全是好意的,我想文學的要素是誠與達,然而誠有障害,達不容易,那麼留下來的,試問還有些什麼?老實說,禪的文學做不出,咒的文學不想做,普通的文學克復不下文字的糾纏的可做可不做,總結起來與「無一可言」這句話豈不很有同意麼?話雖如此, 文章還是可以寫,想寫,關鍵只在這一點,即知道了世間無一可言,自己更無做出真文學來之可能,隨後隨便找來一個題目,認真去寫一篇文章,卻也未始不可,到那時候或者簡直說世間無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罷,只怕此事亦大難,還須得試試來看,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我在此刻還覺得有許多事不想說,或是不好說,只可挑選一下再說,現在便姑且擇定了草木蟲魚,為什麼呢?第一,這是我所喜歡,第二,他們也是生物,與我們很有關係,但又到底是異類,由得我們說話。萬一講草木蟲魚還有不行的時候,那麼這也不是沒有辦法,我們可以講講天氣罷。 (十九年舊中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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