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一九八拾遺壬

一九八拾遺壬

　　三，小說與讀書

　　我學國文的經驗，在十八九年前（即一九二六年）曾經寫了一文，約略說過。中有雲，經可以算讀得也不少了，雖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總不會寫，也看不懂書，至於禮教的精義尤其茫然，乾脆一句話，以前所讀的書於我無甚益處，後來的能夠寫文字，及養成一種道德觀念，乃是全從別方面來的。關於道德思想將來再說，現在只說讀書，即是看了紙上的文字懂得所表現的意思，這種本領是怎麼學來的呢。簡單的說，這是從小說看來的。大概在十三至十五歲，讀了不少的小說，好的壞的都有，這樣便學會了看書。由《鏡花緣》，《儒林外史》，《西遊記》，《水滸傳》等漸至《三國演義》，轉到《聊齋志異》，這是從白話轉入文言的徑路。教我懂文言，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實在是這《聊齋》，並非什麼經書或是《古文析義》之流。《聊齋志異》之後，自然是那些《夜談隨錄》等的假《聊齋》，一轉而入《閱微草堂筆記》，這樣舊派文言小說的傳奇志怪兩派都已經入門，便自然更進一步跑到唐代叢書裡邊去了。這種經驗大約也頗普通，嘉慶時人鄭守庭的《燕窗閒話》中，也有一段相似的記錄。不過我自己的經驗不但使我瞭解文義，而且還指引我讀書的方向，所以這關係就更大了。

　　唐代叢書因為板子都欠佳，所以至今未曾買好一部，我對於它卻頗有好感，裡邊有幾種書還是記得，我的雜覽可以說是從那裡起頭的。小時候看見過的書，雖然本是偶然的事，往往留下很深的印象，發生很大的影響。《爾雅音圖》，《毛詩品物圖考》，《毛詩草木疏》，《花鏡》，《篤素堂外集》，《金石存》，《剡錄》，這些書大抵並非精本，有的還是石印，但是至今記得，後來都搜得收存，興味也仍存在。說是幼年所見的書全有如此力量麼，那也並不見得，可知這裡有些別擇的。《聊齋》與《閱微草堂》是引導我去讀古文的書，可是後來對於前者我不大喜歡他的詞章，對於後者很討厭他的義理，大有得魚忘筌之意。唐代叢書是雜學入門的課本，現在卻亦不能舉出若干心喜的書名，或者上邊所說《爾雅音圖》各書可以充數，這些本來不在叢書之內，但如說是以從唐代叢書養成的讀書興味，在叢書之外別擇出來的中意的書，這說法也是可以的吧。

　　這個非正宗的別擇法一直維持下來，成為我搜書看書的準則。這大要有八大類。一是關於《詩經》《論語》疏注之類。二是小學書，即《說文解字》《爾雅》《方言》之類。三是文化史料類，非志書的地志，特別是關於歲時風土物產者，如《夢憶》《清嘉錄》，又關於亂事如《思痛記》，關於倡優如《板橋雜記》等。四是年譜日記遊記家訓尺牘類，最著的例如《顏氏家訓》《入蜀記》等。五是博物書類，即《農書》《本草》《詩疏》《爾雅》各本亦與此有關係。六是筆記類，範圍甚廣，子部雜家大部分在內。七是佛經之一部，特別是舊譯《譬喻》《因緣》《本生》各經，大小乘戒律，代表的語錄。八是鄉賢著作。我以前常說看閒書代紙煙，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話，我說閒書，是對於新舊各式的八股文而言，世間尊重八股是正經文章，那麼我這些當然是閒書罷了，我順應世人這樣客氣的說，其實在我看來原都是很重要極嚴肅的東西。重複的說一句，我的讀書是非正統的，因此常為世人所嫌憎，但是自己相信其所以有意義處亦在於此。

　　四，古典文學

　　古典文學中我很喜歡《詩經》，但老實說也只以國風為主，小雅但有一部分耳。說詩不一定固守《小序》或《集傳》，平常適用的好本子卻難得，有早印的掃葉山莊陳氏本《詩毛氏傳疏》，覺得很可喜，時常拿出來翻看。陶淵明詩向來喜歡，文不多而均絕佳，安化陶氏本最適用，雖然兩種刊板都欠精善。此外的詩以及詞曲，也常翻讀，但是我知道不懂得詩，所以不大敢多看，多說。駢文也頗愛好，雖然能否比詩多懂得一點這原是疑問，閱孫隘庵的《六朝麗指》卻很多同意，仍不敢貪多，《六朝文絮》及黎氏箋注常在座右而已。伍紹棠跋《南北朝文鈔》雲，南北朝人所著書多以駢儷行之，亦均質雅可誦。此語真實，唯諸書中我所喜者為《洛陽伽藍記》《顏氏家訓》，此他雖皆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如《文心雕龍》與《水經注》，終苦其太專門，不宜於閑看也。以上就唐以前書舉幾個例，表明個人的偏好，大抵於文字之外看重所表現的氣象與性情，自從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後，便沒有這種文字，加以科舉的影響，後來即使有佳作，也總是質地薄，分量輕，顯得是病後的體質了。

　　至於思想方面，我所受的影響又是別有來源的。籠統的說一句，我自己承認是屬儒家思想的，不過這儒家的名稱是我所自定，內容的解說恐怕與一般的意見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我想中國人的思想是重在適當的做人，在儒家講仁與中庸正與之相同，用這名稱似沒有什麼不合，其實正因為孔子是中國人，所以如此，並不是孔子說教傳道，中國人乃始變為儒教徒也。儒家最重的是仁，但是智與勇二者也很重要，特別是在後世儒生成為道士化，禪和子化，差役化，思想混亂的時候，須要智以辨別，勇以決斷，才能截斷眾流，站立得住。這一種人在中國卻是不易找到，因為這與君師的正統思想往往不合，立於很不利的地位，雖然對於國家與民族的前途有極大的關係與價值。

　　上下古今自漢至於清代，我找到了三個人，這便是王充，李贄，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虛妄的精神，最顯著的表現在《論衡》上面，其實別的兩人也是一樣，李卓吾在《焚書》與《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類稿》《存稿》上的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他們未嘗不知道多說真話的危險，只因通達人情物理，對於世間許多事情的錯誤不實看得太清楚，忍不住要說，結果是不討好，卻也不在乎，這種愛真理的態度是最可寶貴，學術思想的前進就靠此力量，只可惜在中國歷史上不大多見耳。我嘗稱他們為中國思想界之三盞燈火，雖然很是遼遠微弱，在後人卻是貴重的引路的標識。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對於這幾位先賢我也正是如此，學是學不到，但疾虛妄，重情理，總作為我們的理想目標，隨時注意，不敢不勉。古今筆記所見不少，披沙揀金，千不得一，不足言勞，但苦寂寞。民國以來號稱思想革命，而實亦殊少成績，所知者唯蔡孑民錢玄同二君可當其選，但多未著之筆墨，清言既絕，亦複無可征考，所可痛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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