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豆集·自己的文章_周作人

自己的文章

　　聽說俗語裡有一句話，人家的老婆與自己的文章總覺得是好的。既然是通行的俗語，那麼一定有道理在裡邊，大家都已沒有什麼異議的了，不過在我看來卻也有不儘然的地方。關於第一點，我不曾有過經驗，姑且不去講她。文章呢，近四十年來古文白話胡亂地塗寫了不少，自己覺得略有所知，可是我毫不感到天下文風全在紹興而且本人就是城裡第一。不，讀文章不論選學桐城，稍稍辨別得一點好壞，寫文章也微微懂得一點苦甘冷暖，結果只有「一丁點兒」的知，而知與信乃是不大合得來的，既知文章有好壞，便自然難信自己的都是好的了。

　　聽人家稱讚我的文章好，這當然是愉快的事，但是這愉快大抵也就等於看了主考官的批，是很榮幸的然而未必切實。有人好意地說我的文章寫得平淡，我聽了很覺得喜歡但也很惶恐。平淡，這是我所最缺少的，雖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實上絕沒有能夠做到一分毫，蓋凡理想本來即其所最缺少而不能做到者也。現在寫文章自然不能再講什麼義法格調，思想實在是很重要的，思想要充實已難，要表現得好更大難了，我所有的只有焦躁，這說得好聽一點是積極，但其不能寫成好文章來反正總是一樣。

　　民國十四年我在《雨天的書》序二中說：

　　「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才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為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係，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

　　又云：

　　「我很反對為道德的文學，但自己總做不出一篇為文章的文章，結果只編集了幾卷說教集，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

　　近日承一位日本友人寄給我一冊小書，題曰「北京的茶食」，內凡有《上下身》，《死之默想》，《沉默》，《碰傷》等九篇小文，都是民十五左右所寫的，譯成流麗的日本文，固然很可欣幸，我重讀一遍卻又十分慚愧，那時所寫真是太幼稚地興奮了。過了十年，是民國二十四年了，我在《苦茶隨筆》後記中說道：

　　「我很慚愧老是那麼熱心，積極，又是在已經略略知道之後，——難道相信天下真有奇跡麼？實實是大錯而特錯也。以後應當努力，用心寫好文章，莫管人家鳥事，且談草木蟲魚，要緊要緊。」

　　這番叮囑仍舊沒有用處，那是很顯然的。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中國是我的本國，是我歌于斯哭於斯的地方，可是眼見得那麼不成樣子，大事且莫談，只一出去就看見女人的紮縛的小腳，又如此刻在寫字耳邊就滿是後面人家所收廣播的怪聲的報告與舊戲，真不禁令人怒從心上起也。在這種情形裡平淡的文情那裡會出來，手底下永遠是沒有，只在心目中尚存在耳，所以我的說平淡乃是跛者之不忘履也，諸公同情遂以為真是能履，跛者固不敢承受，諸公殆亦難免有失眼之譏矣。

　　又或有人改換名目稱之曰閒適，意思是表示不贊成，其實在這裡也是說得不對的。熱心社會改革的朋友痛恨閒適，以為這是布耳喬亞的快樂，差不多就是飽暖懶惰而已。然而不然。閒適是一種很難得的態度，不問苦樂貧富都可以如此，可是又並不是容易學得會的。這可以分作兩種。其一是小閒適，如俞理初在《癸巳存稿》卷十二關於閒適的文章裡有云：

　　「秦觀詞雲，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王銍《默記》以為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憎也。……蓋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托言不知，意本深曲耳。」

　　如農夫終日車水，忽駐足望西山，日落陰涼，河水變色，若欣然有會，亦是閒適，不必臥且醉也。其二可以說是大閒適罷。

　　沈赤然著《寄傲軒讀書續筆》卷四云：

　　「宋明帝遣藥酒賜王景文死，景文將飲酒，謂客曰，此酒不宜相勸。齊明帝遣齎鴆逼巴陵王子倫死，子倫將飲，顧使者曰，此酒非勸客之具，不可相奉。其言何婉而趣也。大都從容鎮靜之態平時尚可偽為，至臨死關頭不覺本性全露，若二人者可謂視死如甘寢矣。」

　　又如陶淵明《擬挽歌辭》之三云：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這樣的死人的態度真可以說是閒適極了，再看那些參禪看話的和尚，雖似超脫，卻還念念不忘臘月二十八，難免陶公要攢眉而去。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他們亦何必那麼視死如甘寢，實在是「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耳，唯其無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擾擾，只以婉而趣的態度對付之，此所謂閒適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難事唯有賢達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煩惱也難處理，豈敢望這樣的大解放乎。總之閒適不是一件容易學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連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總要露出頭來，然則閒適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而理想之不能做到如上文所說又是當然的事也。

　　看自己的文章，假如這裡邊有一點好處，我想只可以說在於未能平淡閒適處，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

　　在《雨天的書》序二中云：

　　「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或照新式稱為法利賽人，）豈知這正因為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卻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

　　我的道德觀恐怕還當說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與法兩家也都摻合在內，外面又加了些現代科學常識，如生物學人類學以及性的心理，而這末一點在我較為重要。古人有面壁悟道的，或是看蛇鬥懂得寫字的道理，我卻從「妖精打架」

　　上想出道德來，恐不免為傻大姐所竊笑罷。不過好笑的人儘管去好笑，我的意見實實在在以我所知為基本，故自與他人不能苟同。至於文章自己承認未能寫得好，朋友們稱之曰平淡或閒適而賜以稱許或嘲罵，原是隨意，但都不很對，蓋不佞以為自己的文章的好處或不好處全不在此也。

　　廿五年九月二日，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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