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談·鬱岡齋筆麈_周作人

鬱岡齋筆麈

　　《宇宙風》新年號「二十四年愛讀書」中有王肯堂的《筆麈》一種，系葉遐庵先生所舉，原附有說明云：

　　「明朝人的著述雖很有長處，但往往犯了空疏浮誕的通病，把理解和事實通通弄錯。王肯堂這一部書，不但見地高超，而且名物象數醫工等等都由實地研究而發生很新穎堅確的論斷，且其態度極為忠實。王肯堂生當明末，好與利瑪竇等交遊，故他的治學方法大有科學家的意味。這是同徐光啟李之藻金聲等都是應該推為先覺的，所以我亦很歡喜看這部書。」

　　我從前只知道王肯堂是醫生，對於他的著作一直不注意，這回經了遐庵先生的介紹，引起我的好奇心，便去找了一部來看。原書有萬曆壬寅（一六〇二）序文，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北平圖書館用鉛字排印，四卷兩冊實價三元，只是粉連還不是機制的，尚覺可喜。《筆麈》的著者的確博學多識，我就只怕這有許多都是我所不懂的。第一，例如醫，我雖然略略喜歡涉獵醫藥史，卻完全不懂得中國舊醫的醫理，我知道一點古希臘的醫術情形，這多少與漢醫相似，但那個早已蛻化出去，如複育之成為「知了」了。第二是數，曆，六壬，奇門，陽宅等，皆所未詳。第三是佛教，乃是有志未逮。我曾論清初傅馮二君云：

　　「青主為明遺老中之錚錚者，通二氏之學，思想通達，非凡夫所及，鈍吟雖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論史及論政事文章的意見，故有時亦頗有見解，能說話。」

　　我們上溯王陽明李卓吾袁中郎鐘伯敬金聖歎，下及蔣子瀟俞理初龔定庵，覺得也都是如此。所以王君的談佛原來不是壞事，不過正經地去說教理禪機便非外行的讀者所能領解，雖然略略點綴卻很可喜，如卷四引不順觸食說東坡的「飲酒但飲濕」，又引耳以聲為食說《赤壁賦》末「所共食」的意思，在筆記中均是佳作。歸根結蒂，《筆麈》裡我所覺得有興趣的實在就只是這一部分，即說名物談詩文發意見的地方，恐怕不是著者特長之所在，因為在普通隨筆中這些也多有，但是王君到底自有其見解，與一般隨波逐流人不同，此我所以仍有抄錄之機會也。卷四有兩則云：

　　「文字中不得趣者便為文字縛，伸紙濡毫，何異桎梏。得趣者哀憤侘傺皆於文字中銷之，而況志滿情流，手舞足蹈者哉。」

　　「《品外錄》錄孫武子《行軍篇》，甚訝其不倫，後綴歐陽永叔《醉翁亭記》，以為記之也字章法出於此也。何意眉公棄儒冠二十年，尚脫頭巾氣不盡。古人弄筆，偶爾興到，自然成文，不容安排，豈關仿效。王右軍《筆陣圖帖》謂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吾以為必非右軍之言。若未作字先有字形，則是死字，豈能造神妙耶。世傳右軍醉後以退殘筆寫《蘭亭敘》，旦起更寫皆不如，故盡廢之，獨存初本。雖未必實，然的有此理。籲，此可為得趣者道也。夫作字不得趣，書傭胥吏也，作文不得趣，三家村學究下初綴對學生也。」

　　此言很簡單而得要領，于此可見王君對於文學亦是大有見識。其後又有云：

　　「四月四日燈下獨坐，偶閱袁中郎《錦帆集》，其論詩云，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逮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陳歐蘇黃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為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為選，選之不能為漢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讀未終篇，不覺擊節曰，快哉論也，此論出而世之稱詩者皆當赬面咋舌退矣。」

　　案此論見卷四《與丘長孺書》中，與《小修詩序》所說大旨相同，主意在於各抒性靈，實即可為上文所雲得趣之解說也。不過這趣與性靈的說法，容易瞭解也容易誤解，不，這或者與解不甚相關，還不如說這容易得人家贊成附和或是「叢訶攢罵」。最好的例是朱彝尊，在《靜志居詩話》卷十六袁宏道條下云：

　　「傳有言，琴瑟既敝，必取而更張之，詩文亦然，不容不變也。隆萬間王李之遺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以為唐自有古詩，不必選體，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歐蘇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人。唐詩色澤鮮妍，如旦晚脫筆硯者，今詩才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所從來異乎。一時聞者渙然神悟，若良藥之解散而沉屙之去體也。乃不善學者取其集中俳諧調笑之語，……是何異棄蘇合之香取蛣蜣之轉耶。」

　　這裡他很贊同公安派的改革，所引用的一部分也即是《與丘長孺書》中的話。卷十七鐘惺條下又云：

　　「禮雲，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蝕星變龍漦雞禍也，惟詩有然。萬曆中公安矯曆下婁東之弊，倡淺率之調以為浮響，造不根之句以為奇突，用助語之辭以為流轉，著一字務求之幽晦，構一題必期於不通，《詩歸》出一時紙貴，閩人蔡複一等既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複聞聲而遙應，無不奉一言為准的，入二豎於膏肓，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

　　詩亡而國亦隨之，可謂妙語，公安竟陵本非一派，卻一起混罵，有纏夾二先生之風，至於先後說話不一致還在其次，似乎倒是小事了。朱竹垞本非低能人，何以如此憒憒？豈非由於性靈云云易觸喜怒耶。李越縵稱其成見未融，似猶存厚道，中國文人本無是非，翻覆褒貶隨其所欲，反正不患無辭，朱不過其一耳。後來袁子才提倡性靈，大遭訶罵，反對派的成績如何，大家也記不起來了。性靈被罵於今已是三次，這雖然與不佞無關，不過因為見聞多故而記憶真，蓋在今日此已成為《文料觸機》中物，有志作時文者無不取用，殆猶從前做策論之罵管仲焉。在一切都講正宗道統的時候，汩沒性靈當然是最可崇尚的事，如袁君所說，殆是氣運使然。我又相信文藝盛衰于世道升降了無關係，所以漠然視之。但就個人的意見來說，則我當然贊成王君的話，覺得一個人應該伸紙濡毫要寫就寫，不要寫就不寫，大不可必桎梏而默寫聖經耳。

　　（廿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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