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關於「新詩歌」的問題

關於「新詩歌」的問題

　　（給芙影的信）

　　芙影先生：

　　《文學》的編輯先生將您的信寄到北平的時候，我想馬上寫回信，在《文學》第三期裡回答您。但是因為要寫完一篇稿子，便擱下了，耽誤了一個月，真對不起，請原諒罷。

　　我說《新詩歌》「第二期裡的《新譜小放牛》比較好」，正所以表示對於其餘作品的不滿意——特別對於「回憶之塔」一類過分歐化的暗喻以及那些不順口的長句不滿意。至於說「又回到白話詩初期的自由詩派」，確是「太把形式看重了」，如您所說。您主張「內容支配形式」，結果會一篇詩一個形式。有些人主張形式與內容是二而一，一而二，詩不該有固定的形式，結果也當相同。我覺得後一說比較圓滿些。但如何「運用活的內容隨時創造出新形式」呢？是憑各人的才分去亂碰？還是得懂一點音韻的玩藝兒？您似乎覺得兩樣可以並行不悖；我也如此想。但實際上如何下手卻非下了手無從知道。前文存而不論，現在我還只能存而不論。

　　您說「南方的黃包車夫小市民能讀報紙及連環圖畫的就比較北方多」，但北方的洋車夫小市民能讀小報的似乎也不少。他們卻都未見得能讀新詩歌。老實說，我們的話全不免是猜想。有一個朋友說，最好能做些實驗的工夫，參照定縣的辦法；看看大眾能夠懂得，能夠欣賞的到底是那些種東西。這麼著便有了具體的標準，免得空口說白話。

　　您提起「中國的環境」給「費解」的新詩歌辯護。但我所不滿意的並非側面的描寫和用比喻，而是不扼要，囉嗦，洋味兒。這與「中國的環境」是無干的。

　　草草作複，謝謝您的信！

　　佩弦

　　附：芙影給編輯的信

　　編輯先生：

　　在詩歌被一部分「作家」不承認是文化的單獨的一部門的今日（譬如《現代》就不給詩的作者的稿費），朱自清先生的介紹《新詩歌旬刊》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並且又貢獻了許多可寶貴的詩歌大眾化的意見出來，補足了新詩歌沒被提及的問題。

　　表面看，文學大眾化的呼聲好像是低落了，這，原因無他，幾個討論的人，死的死了（如易嘉），活的被攆得雞飛狗上牆，日無棲息之所，不能無因吧？但也不能就此拉倒。

　　現在要說的是我同朱先生不同的意見，新詩歌的空洞本用不著我替她遮飾，不過，朱先生是攙住「成見」看她的，假如真如朱先生所說「第二期裡的《新譜小放牛》比較好」，無疑的，是新詩歌完全失敗了，同時是朱先生太把舊形式看重了，我並不否認一切小曲調在封建文化中占著大眾化的首位，但時代是一九三三，「以新的內容利用一切舊的形式創造新形式」，不要忘了。朱先生說「於是又回到白話詩初期的自由詩派」，這是朱先生太把形式看重了，我們要內容支配形式，但不要形式支配了內容；如朱先生認為成功的英國「無韻體」試驗者徐志摩君的詩，要是剝去他華麗的外衣，那簡直成了一副嚇人的骷髏了。

　　這並不是過甚其詞，如《新月》諸「詩人」的東西，不怕他們怎樣的別出心裁，花樣翻新，結果還不是那一套形式與技巧的變幻。再說一遍一切封建的遺產我們都樂得去承受的，但有條件的，批判的，把它當成詩歌大眾化的一部門，決不是把它使奉為整個大眾化的工具。朱先生說新詩歌上的東西「都是寫給一些受過歐化的教育的人看的，與大眾相去萬里；他們提倡朗讀」，「怕也不能教大眾聽懂」，這是一點也不錯，不過朱先生，請你不要忘記在一切發展都不平衡的中國，例如南方的黃包車夫，小市民能讀報紙及連環圖畫的就比較北方多，不見得一定是洋博士才能夠讀新詩歌。如胡教授的「談新詩」的遺教，那我們是只好敬謝不敏了。要徹底解答這一問題，那也誠如朱先生所引用的只有作家自己大眾化。他們雖不能如朱先生期望之殷，但畢竟他們是一步步向前走著的。

　　讓我再舉例來說明吧，如被稱為「世界詩人」的培嚇爾、白德內衣們幾個人的詩就沒有固定的形式，他們運用活的內容隨時創造出新形式，也並不滯板，比限於「死」形式的詩，壞就是好例。我的意見是在目前只要有新的內容運用靈活的技巧得當的表現出來也就夠了。自然這不是永久的，永久性的，也只有在不斷的創造中才有可能。

　　順便說一下：蓬子君的詩有幾首是好的，如《血腥的風》等，但他在《文學月報》發表的東西顯然的是失敗了的，沒材料，幹叫，弄手法。森堡君在新詩人中比較說是最有希望的一個。朱先生嫌他們的作品費解，中國的環境朱先生大概是知道的吧？人民沒保障，文人是連豬狗都不如！一針見血的作品可以說就沒有發表的可能。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意見。

　　因為不便寫字，寫來又沒頭緒，還得請編輯先生和朱先生原諒。

　　敬祝
　　撰安！

　　芙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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