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新詩_學達書庫

新詩

　　「新詩破產了！
　　什麼詩！簡直是：
　　羅羅蘇蘇的講學語錄；
　　瑣瑣碎碎的日記簿；
　　零零落落的感慨詞典！」

　　這首「新詩」登在三四年前的《青光》上；作者的名字，我沒有抄下來，不知是誰。我保存這點東西的意思，一小半因為這短短的五行話頗有趣味，一大半因為「新詩破產」的呼聲，值得我們深切的注意。其實「新詩破產」的憂慮，也並非在這首「新」詩裡才有；較早的《青光》裡，我記得，至少還有一段，也是為新詩擔憂的。那是說，有一個學生，一心一意要做新詩人；終日不作他事，只伏在案上寫詩——一禮拜便寫成了一本集子！跟著的按語，大約是「這還了得！」之類。

　　據我所知道，新文學運動以來，新詩最興旺的日子，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這四年間。《嘗試集》是一九一九出版的，接著有《女神》等等；現在所有的新詩集，十之七八是這時期內出版的。這時期的雜誌、副刊，以及各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上，大約總短不了一兩首「橫列」的新詩，以資點綴，大有飯店裡的「應時小吃」之概。但同時仍有許多人懷疑新詩；這自然不能免的。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寫的《談新詩》裡說：

　　「……只有國語的韻文——所謂『新詩』——還脫不了許多人的懷疑。但是現在做新詩的人也就不少了。報紙上所載的，自北京到廣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詩出現。」

　　做新詩的人之多，是實在的；而且自此年後，更是有加靡已。「許多人的懷疑」（即使是贊成「國語的散文」的人），也是實在的；但這只是一種潛勢力，尚不曾打出鮮明的旗幟。直到一九二二年一月，《學衡》出版，才有胡先嘯先生《評嘗試集》一文，系統地攻擊新詩。他雖然出力攻擊，但因他的立場是「古學主義」（即古典主義），逆著時代而行，故似乎並未發生什麼影響。真正發生影響的議論，是隔了一年才有的。這時新文學主義者自己，有了非難新詩的聲音，而且愈來愈多。這種「蕭牆之禍」甚是厲害，新詩無論如何，看起來總似乎已走上了「物極必反」的那條老路。我上文所舉兩例，正在這些時候發見。

　　但這些還只是箴新詩末流之失；更有人進一步懷疑於新詩之存在。例如丁西林先生，我們有許多人讀過他國語的小說和戲劇，他就是個根本反對新詩的人。他在獨幕劇《一隻馬蜂》裡，有一段巧妙的對話；看他借了吉先生的口，怎樣攻擊新詩：

　　「吉老太太現在這班小姐們，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們的好處在什麼地方？

　　「吉先生她們都是些白話詩。既無品格，又無風韻。傍人莫名其妙，然而她們的好處，就在這個上邊。

　　「老太太我問你，你這樣的人也不好，那樣的人也不好，舊的你說她們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說她們是白話詩。……

　　「吉是的，同樣的沒有東西，沒有味兒。」

　　《一隻馬蜂》最初是登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份的《太平洋》上面；那時前後，各方面非難的話還很多，我現在不能遍引。

　　在「四面楚歌」中，新詩的中衰之勢，一天天地顯明。雜誌上，報紙上，漸漸減少了新詩的登載，到後來竟是鳳毛鱗角了。偶然登載，讀者也不一定會看；即使是零零落落的幾行，也會跨了過去，另尋別的有趣的題目。而去年據出版新詩集最多的上海亞東圖書館中人告訴我，近年來新詩集的銷行，也迥不及從前的好。總之，新詩熱已經過去，代它而起的是厭倦，一般的厭倦。這時候本來懷疑新詩的人不用說，便是本來相信新詩的人，也不免有多少的失望。他們想，新詩或者真沒有足以自存的地方，真如胡先驌先生所詛咒的「微末之生存」吧？新詩或者真要「破產」吧？在這滿飛著疑問號的新詩壇上，我碰到好幾位朋友；他們都很納悶，暫時不願談到此事——他們覺得這個謎是不容易猜的。只有我的一個學生曾來過一封信，他說：

　　「我看近來國人對於詩的觀念，漸漸有些深沉，而不敢妄作。這不知是好還是壞的現象？但也許並不是深沉，『血呀淚呀花呀』，或是歌不出別的法門來了。所以如聞一多的《漁陽曲》、《七子之歌》、《白薇曲》之類，力想別開門徑，而表示豪漫深沉。然而也不容易！所以有時不得不嘆惜詠歌之將盡。……我想白話運用于文學，似乎有問題。我極願現時的白話再改進；不過自己沒有成績之先，未免是漂亮話。」

　　他因懷疑新詩，甚至懷疑「白話運用于文學」；他原是相信白話文學的人，現在他的懷疑，足以代表一部分曾經相信白話文學的人。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

　　直到今年四月，聞一多、徐志摩諸先生出了一個《詩鐫》，打算重溫詩爐的冷火。他們顯然要提倡一種新趨勢；他們要「創造新的音韻，新的形式與格調」。這是《詩鐫》同人之一，劉夢葦先生《中國詩底昨今明》一文中的話。此文印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晨報·副刊》上，雖不在《詩鐫》時代，卻可以代表《詩鐫》的主張與工作。同文裡又述聞一多先生的意見，說「中國詩似乎已經上了正軌」。這是指他們一派的新韻律的詩而言。後來劉先生自己在《詩鐫》裡也說過同樣的話。所謂新韻律，一是用韻，二是每行字數均等，三是行間節拍調勻；他們取法於西洋詩的地方，比取法於舊詩詞的地方多。

　　這種趨勢，在田漢、陸志韋、徐志摩諸先生的詩中，已經逐漸顯露，《詩鐫》只是更明白地確定為共同的主張罷了。這種主張有它自己的價值，我想在後面再論。《詩鐫》確是一枝突起的異軍，給我們詩壇不少的顏色！可惜只出了十一期便中止。它的影響可並不大，雖然現在還存留著在一小部分人之中；這或因主張本難普遍，或因時日太短。總之，事實上，暫時熱鬧決不曾振起那一般的中衰之勢。我想《詩鐫》同人在這一點上必也感著寂寞的。有些悲觀的人或者將以為這是新詩的迴光返照，新詩的末日大概不久就會到臨了，我還不能這樣想。我所以極願意試探一探新詩的運命，在這危疑震撼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現在所要的是有意思的發榮滋長，而不是一陣熱空氣；熱空氣的消失，在我們是無損的。一九一九年來新詩的興旺，一大部分也許靠著它的「時式」。一般做新詩的也許免不了多或少的「趨時」的意味；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譏，「新是作時髦解的！」——自然，這並不等於說，全沒有瞭解新詩的價值的人！但那熱空氣究竟是沒有多少東西，多少味兒的；所以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便有郭沫若先生出來主張「文藝上的節產」（《創造週報》十九號）。他雖非專論新詩，新詩自然占著重要的地位，在他的論旨裡。那裡面引達文齊與歌德為例，說：

　　「偉大的是他們這種悠長的等待！他們等待是什麼？在未從事創作之前等待的是靈感，在既從事創作之後等待的是經驗。……」

　　……

　　「目前的世界為什麼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家，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品？目前的中國，為什麼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家，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品？我們可以知道了。我們可以說就是早熟的母體太多了，早產的胎兒太多了的緣故。」

　　「等待吧！等待吧！青年文藝家喲！」

　　我們若相信他的話，那麼，現在一般人所嘲諷，所憂慮的「新詩的衰頹」，可以說不是「衰頹」，而正是他所要求的「節產」，雖然並不是有意的。「節產」總可樂觀；我們是在等待靈感與經驗——「自然的時期是不可不等待的」！為什麼甫經四年的冷落，便嗒然自失呢？我覺我們做事，太貪便宜，求速成，實是一病。政治革命，十五年「尚未成功」，現在我們是明白的了；文學革命，詩壇革命，也正是一樣，我們只有努力向前，才能打出一片錦鏽江山；何可回首欷歔，自短志氣？

　　我們的希望太奢了，故覺得報酬太少了；然而平心而論，報酬果然太少麼？我且斷章取義地引成仿吾先生的話：

　　「在這樣短少的期間，我們原不能對於他（新文學）抱過分的希望。而且只要我們循序漸進，不入迷途，我們的成功原可預計。……」（《新文學之使命》，《創造週報》二號，一九二三年五月）

　　再看周啟明先生的話：

　　「在批評家希望得見永久價值的作品，這原是當然的，但這種佳作是數年中難得一見的；現在想每天每月都遇到，豈不是過大的要求麼？」（《自己的園地》六四頁）

　　這些話是很公平的。我們若以這兩種眼光來看新詩的發展，足可以減少我們的杞憂，鼓舞我們的勇氣。或許有人以為這種看法太樂天了，太廉價了。我們還可謹慎些說：我們至少可以相信，「此新國」不「盡是砂磧不毛之地」，此路未必不通行。這是胡適之先生一九一六年說的話；那時只有他一個人在做「刷洗過的舊詩」，「真正白話詩」還不曾出世呢。現在是十年以後了；還只說這樣話，想來總不算過分吧。十年來新詩壇的成績，雖不能使我們滿意，但究竟有了許多像樣的作品，這是我們可以承認的。單篇如一九一九的《小河》，一九二四的《羸疾者之愛》，完成的時期相隔五年；集子如一九二一的《女神》，一九二五的《志摩的詩》，出版的時期相隔四年；卻都是有光彩的作品。可見新詩壇雖確乎由熱鬧走向寂寞，而新詩的生命卻並未由衰老而到奄奄欲絕，如一般人所想。但好作品的分量，究竟敵不過那些「苦稻草，甘蔗渣，碎蠟燭」，我們也當承認。這也不見得是新詩的致命傷，因為混亂只是短時期的現象；而數年來的冷落，倒是一帖對症的良藥，足以奏摧陷廓清之功。所以看了一般人暫時的厭倦和新詩分量的減少，便斷定或憂慮它將短命而死的人，我覺得未免都是太早計！

　　若許我猜一猜新詩壇冷落的因果，我將大膽地說：生活的空虛是重要的原因。我想我們的生活裡，每天應該加進些新的東西。正如鍋爐裡每天須加進些新的煤一樣。太陽天天殷勤地照著我們，我們卻老是一成不變，懶懶地躲在運命給我們的方式中，任他東也好，西也好；這未免有些難為情吧！但是，你瞧，我們中有幾個不跟著古人，外人，或並世的國人的腳跟討生活呢？有幾個想找出簇新的自己呢？你說現在的新詩盡是歌詠自己，但是真能搔著自己的癢處的，能有幾人？自己先找不著，別人是要在自己裡找的，自然更是渺無音響！《詩》的二卷裡，葉聖陶先生有《詩的泉源》一文，說豐富的生活，自身就是一段詩，寫出不寫出，都無關係的。沒有豐富的生活而寫詩，憑你費多大氣力，也是「可憐無補費精神」！「豐富」的意思，就是要找出些東西，找出些味兒，在一件大的或小的事兒裡，這世界在不經心的人眼裡，只是「不過如此」；在找尋者的眼裡，便是無窮的寶藏，遠到一顆星，細到一根針。

　　現在作新詩的人，我們只要約略一想。便知道大多數——十之九——是學生。其中確有少數是天才，而大多數呢？起初原也有些蘊藏著的靈感；但那只是星火，在燎原之前，早已滅了；那只是一泓無源之水，最容易涸竭的。解放啟發了他們靈感，同時給予他們自由，他們只知道發揮那靈感，以取勝于一時，卻忘記了繼續找尋，更求佳境。是的，找尋是麻煩的，而他們又不願擱筆；於是不得不走回老路，他們倚靠著他們的兩大護法：傳統與模仿。他們罵古典派，「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但他們自己不久也便墮入「花呀，鳥呀」，「血呀，淚呀」，「煩悶呀，愛人呀」的窠臼而不自知。新詩於是也有了公式，而一般的厭倦便開始了。

　　更進一步，感傷之作大盛。傷春悲秋，滿是一套寬袍大袖的舊衣裳。說完了，只覺「不過如此」，「古已有之」。表面上似乎開了一條新路，而實際上是道地的傳統精神。新詩到此，真是換湯不換藥，在可存可廢之間。自由的形式裡，塞以硬塊的情思，自然是「沒有東西，沒有味兒」！這時間有能創作的人，那是不幸得很，他的衣服，非被一班躡腳跟的扯撏碎爛不可。如《女神》出後，一時昌言大愛者，風起雲湧；「一切的一切」等語調幾乎每日看見。朋友郢先生譏為鸚鵡學舌，實是確論。

　　論到形式，則創新者較多。雖然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一九的《談新詩》裡說：

　　「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裡脫胎出來的。」（《胡適文存》卷一，二三五頁）

　　但後來便不然了，便是胡先生自己，後來也改變了。因為做新詩的人，有許多是白手起家，與舊式詩、詞、曲極少交涉，他們不得不自己努力。有許多並且進一步，想獨創一種形式。《詩鐫》中諸作，也正偏重在這一面，這原是很可樂觀的。但空有形式無用；沒有好的情思填充在形式裡，形式到底是不會活的。若說只要形式講究便行，與從前「押韻便是」又何異呢？一般人看新詩，似乎太注重它的形式之新，與舊體詩、詞、曲不同；因此來了一種重大的誤會，以為新詩唯一的好處是容易。雖然像《詩鐫》中所主張的新形式，也並非容易；但《詩鐫》是後來的事，而影響又不大，不能以為論據。

　　我想「新詩人」之多，「容易」總是一個大原因。其實新詩何嘗容易？《詩鐫》說的新形式不用說，便是所謂「自由詩」，又豈是隨隨便便寫得好的？本文篇首所舉兩例，正是責備一般作者將作詩的事看得太容易了。要知道提倡的人本只說「詩體大解放」，並不曾說容易；提倡白話文，雖有人說是容易作，但那只是因時立說，並不是它的真價值。一般人先存了個容易的觀念，加以輕於嘗試的心思，於是粗製濫造，日出不窮。新詩自然愈來愈濫了。但這也是過渡時代不可免的現象。

　　這種現象，凡是愛護新詩的人，沒有不擔憂的，前面所引郭沫若先生的話，想也是因此而發。成仿吾先生在《新文學之使命》裡說得更是明白：

　　「我們的作家大多數是學生，有些尚不出中等學堂的程度，這固然可以為我們辯解，然而他們粗製濫造，毫不努力求精，卻恐無辯解之餘地。我們現在每天所能看到的作品，雖然報紙雜誌堂堂皇皇替他們登出來，可是在明眼人眼裡，只是些赤裸裸的不努力。作者先自努力不足，所以大多數還是論不到好醜。最厲害的有把人名錄來當做詩，把隨便兩句話當做詩的，那更不足道了。」

　　而鄭伯奇先生在《新文學之警鐘》（《創造週報》三十一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裡也說：

　　「現在文壇的收穫，太難令人滿意了；不僅不能滿意，並且使人不能不憂慮新文學的前途。且就詩說吧，這兩年來，流行所謂『小詩』，其形式好像自來的絕句，小令，而沒有一點音調之美。至於內容，又非常簡陋，大都是唱幾句人生無常的單調，而又沒有悲切動人的感情。在方生未久的新詩國中，不意乃有這種沉靡單簡的『小詩』流行，真可算是『咄咄怪事』！聽說這流行是由翻譯泰戈爾和介紹日本的和歌俳句而促成的；那麼更令人莫明其妙了。……」（以下論音調，後將再引）

　　「所謂小詩」，如周啟明先生《論小詩》裡所說，「是指現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詩。這種小詩……其實只是一種很普通的抒情詩，自古以來便已存在的。」我是贊成小詩的人，我相信《論小詩》中的話：

　　「如果我們『懷著愛惜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頭又複隨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覺之心』，想將他表現出來，那麼數行的小詩便是最好的工具了。」（所引俱見《自己的園地》五三頁）

　　我引鄭先生的話，只以見小詩也正同一般的新詩一樣，也流於濫的一途去了。在一九二三年的時候，我還覺得小詩比一般的新詩更容易，使人有「容易」的觀念，更易長粗製濫造之風。論到小詩，周先生的和歌俳句的翻譯，雖然影響不小，但它們的影響，不幸只在形式方面，於詩思上並未有何補益。而一般人「容易」的觀念，倒反得賴以助長。泰戈爾的翻譯，雖然兩方面都有些影響，但所謂影響，不幸太厲害了，變成了模仿；模仿是容易不過的，況在小詩！這自然都是介紹者始意所不及的。這樣雙管齊下的流行，小詩期經兩年而卒中止；於是一般的新詩與小詩同歸於冷清清的，非複當年勝概。我不敢說新詩的冷落，是小詩為之；但這其間，我相信，不無有多少的關係。不然，何相挾以俱退藏於密呢？但小詩究竟是少不得；它有它獨特的好處。我相信它和一般的新詩一樣，仍要復興的。而且小詩不但是「自古有之」，便是新詩的初期，也有這一體，不過很少，而且尚無小詩之名罷了。如《女神》中的《鳴蟬》，《草兒》中的《風色》，都是極好的小詩，可見這一體決不是餘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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