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

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

　　近來在《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週刊》上，看到顧頡剛先生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又在《晨報副刊》上看到他的論小戲轉變的雜記，又在《現代評論》上看到楊金甫先生論國學的文字，我也引起了一些感想。我的感想與他們二位的主旨無甚關涉，只是由他們的話引起了端緒而已。

　　可惜三篇文只有一篇在我手邊，我所要用的話，有些已不能確憶；現在只略述大意，以資發凡。顧先生說，我們研究學問，不一定要向舊書堆裡去找；我們若願留意，可以在每日所聞所見裡尋到許多研究的材料。可是一向無人注意這種材料，他們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和現代的東西。敦煌石室出來的物事，誰都當做珍物秘玩；但是北大國學門研究所風俗室裡的弓鞋和玩具，便有人搖頭了。顧光生在那篇《一九二六年始刊詞》的第二節裡，記這種「勢利」的情形，最是有趣。楊先生《從紅毛鬼子說到北大國學週刊》的時候，很謙虛地說，他最喜歡《週刊》上搜集的歌謠和民間故事，其餘是不大懂得的。若我不猜錯，他是喜歡現代的東西的。

　　《一九二六年始刊詞》的第三節裡，論學術平等，真是十分透徹；顧先生說：

　　凡是真實的學問，都是不受制於時代的古今，階級的尊卑，價格的貴賤，應用的好壞的。

　　下面舉了許多有力的例，來說明這條原則。我現在所要說的，大致仍不出顧先生的範圍，但我想專注重「時代的古今」一種限制上。我們生活在現代，自然與現代最有密切關係，但實際上最容易忘記的也是現代。莊子說，「魚相忘於江湖」，可以斷章取義地用來說明這種情形。因此人或夢想過去，或夢想將來；「夢想過去」或「夢想將來」的價值相等或不等，且不用問；而忘記了現在，失去自己的立場，至多也只是「聊以快意」而已，什麼也得不著！我們中國人一直是「回顧」的民族，我們的黃金世界是在古代。「夢想過去」的空氣籠罩了全民族，於是乎覺得凡古必好，凡古必粹，而現在是「江河日下」了。我不敢說中國人是最鄙棄「現在」的民族，我敢說我們是最鄙棄「現在」的民族之一。過去有過去的價值，並非全不值得回顧，有時還有回顧的必要；我所不以為可的，是一直的夢想，僅僅乎一直的夢想！他們只抱殘守缺地依靠著若干種傳統，以為是引他們上黃金世界的路。他們絕不在傳統外去找事實，因此「最容易上古人的當」。上當而不自知，永遠在錯路上走，他們將永不認識過去的真價值。他們一心貫注的過去，尚且不能了了，他們鄙夷不屑的現在，自然更是茫然。於是他們失去了自己，只麻木地一切按著傳統而行；直到被傳統壓得不能喘氣而死。

　　要知道單只憑著若干種傳統，固不足以知今，亦不足以知古。偶讀《論衡·謝短篇》，有一節很可以說明這層意思：

　　「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此句疑有衍文），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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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為貴也，事不曉，不以為短，請複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信師法（依《論衡·舉正》改），不頗博覽之咎也。」

　　王充的目的在勸人博覽，與本篇主旨無甚關涉；但他說知今與知古同樣重要，泥古的「儒生」不但不知今，實也不知古，不但不知廣義的古，連他們所泥那一點兒古，其實也不曾能明白：這卻是他的卓見。他罵他們是「陸沉」，是「盲瞽」，真是快人快語。只可惜王充死了快二千年了，到現在，「儒生」——而且何止「儒生」！——的情形還是一樣！

　　你只看近年來同學的復興，便可知道個中的消息。我並不來附和吳稚暉先生，要將線裝書扔到毛廁裡去；我只覺得復興後的國學所走的「大路」，並不曾比舊日寬放多少，這是令人遺憾的！胡適之先生在《北大國學季刊》的發刊辭裡，說起清代三百年的學問家，只在幾部經書裡打圈子，不肯將研究的範圍擴大；所以成功雖有，到底太狹窄了，不能有真正的通學（大意如此）。但這也是時代使然。那時是閉關時代，參考比較的資料不多，無以啟發一般人的新思想；所以只想做補苴罅漏的工夫，不能做融會貫通的事業。現在的時代可不同了，我們受了「外國的影響」，已曆有年所；外國的影響可以給我們許多好處，但有一點最重要的，就是：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使我們知道，不僅古代載籍及器物等，配做學術研究的材料，現代載籍及器物等也配的！不僅載籍及莊嚴的器物等配做學術的資料，這是一支山歌之微，一雙弓鞋之細，也配的。這種平等的觀念，中國從前雖有人略略提起（如王充），但早被傳統的空氣壓下去了；近來的復活，卻全是外國的影響。不過所謂外國的影響，也就可憐得很！據我所知，只在國語文學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後數年間，現代的精神略一活躍而已。這時期一般人多或少承認了現代生活的價值，他們多或少從事于現代生活的研究。研究舶來的新的「文化科學」的，足以遮沒了研究國學的人；於是乎興了「國粹淪亡」之歎。但這種歎息，實在大可不必；因為不久國學就復興了，而且仍是老樣子——有幾個「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是例外。其實有幾個肯「旁逸斜出」，敢「旁逸斜出」呢！所謂老樣子者：一，國學外無學；二，古史料外無國學。在這兩個條件之下，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等於零！

　　本篇系就中國立論，我所謂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就是以現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國學的研究，使它更為充足，完備；而且因為增多比較的事例，使它更能得著明確的結論。不過「國學」這個名字，極為含混；似乎文化科學，自然科學，哲學，文學，都可包羅在內——我想將來還是分別立名的好。我說以現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國學，現在一般研究——實在應該說迷信！——國學的人，決不肯如此想。大約是由於「傲慢」，或婉轉些說，是由於「學者的偏見」，他們總以為只有自己所從事的國學是學問的極峰——不，應該說只有他們自己的國學可以稱得起正宗的學問！他們自己的國學是些什麼呢？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們回答：經史之學，只有經史之學！你看，他們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寬放了多少？左右是在些古史料裡打圈兒！不想研究了這麼些年的國學，還只在老路上留戀著！我不是說在這條老路上走的，一些沒有進步；但是我們所要的是更長足的進步，是廣開新路！即如我們所敬服的王靜安先生，他早年的確是一個開新路的人；他在《宋元戲曲史》的序裡說戲曲史這種學問，古人沒有做過，是由他創始的。這種「創新」的精神（雖然並非以現代生活為材料），是值得珍貴的。而且他還研究西洋哲學呢。

　　但他後來漸漸改變態度，似乎以為這種東西究竟是俚俗，是小道，不值得費多大的氣力；他於是乎仍走上了那條「大路」，便是經史之學！自然，他的走上這條「大路」，決不算我們的損失；他根據了他的新材料，發明了許多新見解——所給與我們的已經很厚了。他雖不再開新路，但在老路旁，給我們栽了許多新鮮的樹木和花草，他的工作確是值得珍貴的。假使我們只有少數學者如此，我們不但不覺得不好，而且覺得是必要的；因為我們需要經史之學的專家，正和需要別的專家一樣。但同時得承認，他們是有偏見的。他們的偏見若變成一般研究國學者的意見，如今日一樣，那卻是妨礙國學的長足的發展的；大家擠在一條路上，最是不經濟！所以為一般研究者計，我們現在非打破「正統國學」的觀念不可。我們得走兩條路：一是認識經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學術價值，二就是認識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

　　實在，我們現在不怕沒有人研究那難研究的古史料，只怕沒有人研究這較易研究的現代生活——現在的也是將來的史料。我常想一般研究國學者輕今而重古的原因，除「黃金世界在古代」一條根本信仰外，——這個信仰或自覺或不自覺——不外「難得」與「新異」兩端。「物稀為貴」，敦煌石室的片紙隻字失了就完了，從此不能再有，況發現也是偶然碰著機會，不是能隨心所欲的。因此行市便大了。而且東西是古代的，非我們所素習，使我們感著一種新鮮的異代的趣味，正和到新國土感著異域的趣味一樣。因此行市便大了。但這兩端兒竟所關不巨，所關最巨者，厥惟那個根本信仰；此經史之學所以為正統也。但我們得知道：「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無論傳統的精神變化如何，我們的子孫必有人努力研究我們，和我們研究「先民」一樣。他們所有的困難，也將和我們現在所有的大同小異。我們上古的先民，大概還不知道怎樣研究自己，所以只有若干簡陋的生料（恕我大膽，「六經」也在其中！）留給我們；中古近古的先民卻又研究古人，遠過於研究自己，所以也沒有完備的材料，記載或解釋他們自己生活的，留給我們。我們的困難便由此而生；我們現在所知於我們的先民的，實在是極少極少的！

　　我們是沒法的了，我們的子孫難道還有受這種困難的必要麼！我們得給他們預備一條平坦的路，而這實在也有我們自己的好處。我們誰都有求知欲不是？我們誰都要求滿足不是？而且我們誰都願意別人明白我們，愈多愈好。這就得了！試問若只有人研究古代史，而卻沒有人提綱挈領地告訴我們民國十五年來的政治，經濟，學術，文藝遷變之跡，我們能滿足麼？若只有人研究《詩經》，而卻沒有人告訴我們現在孟薑女歌曲的本末，我們能滿足麼？有人聽見說到元代的雜劇，明代的傳奇，便肅然起敬（其實在正宗的國學家看來，這些也只是小道），聽見說到皮黃或顧先生說的小戲，便鄙夷道，「這有什麼道理」！是的，這有什麼道理！有人研究小學，研究《說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盡矣；至於破體俗字，那當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體俗字在一般社會生活裡，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無理由可言；而且據魏建功先生說，這些字也並非全無條例，如「歡」省作「歡」，「觀」省作「觀」，「權」省作「權」，「勸」省作「勸」，是很整齊的，頗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學家看來，這又有什麼道理！然而我相信張東蓀先生的話，他說：「凡文明都是有價值的；凡價值都是有時代性的。」我們且不管價值的時代性，我們只要知道，古史料只是古代生活的遺跡；現代生活是現代生活的自身，為甚反該被人鄙夷呢？我並不勸大家都來研究現代生活，我沒有那麼功利；我只說應該有些人來專門地或附帶地研究現代生活，不要像現在這般寂寞便好了。因為我們既要懂得古代，也一樣地——即使不是更迫切地——要懂得現代。而且人有「自表」的本能，我們將我們自己表白於異國人和後世人，不但是我們的責任，而且是我們的快樂；這自然也非先懂得現代不可。至於將現代與古代打成一片，那更是我們所切望；但這種通學是不容易得的。

　　「自知」誠哉是極難的；以現代人研究現代生活，「當局者迷」的毛病，或者是難免的。但我不相信局外的人會比局中的人強；與其讓外國人或後世人研究我們，還不如我們自己研究好。我們即使不能完全瞭解我們自己和時代，但所瞭解的總一定比別人多；因為我們有許多的活證，外國人不懂得用，後世人得不著用。所以現代人研究現代生活，比較地實在最為適宜；所以為真理的緣故，我們也應該有些人負這個責任。至於研究的方法，不用說我是相信科學方法的。研究的途徑，我也說了：一是專門就現代生活作種種的研究，如宗教，政治，經濟，文學等；搜集現存的歌謠和民間故事，也便是這種研究的一面。一是以現代生活的材料，加入舊有的材料裡共同研究，一面可以完成各種學術專史，一面可以完成各種獨立的中國學問，如中國社會學，中國宗教學，中國哲學——現在中國地質的研究頗有成績，這種通常不算入國學之內，但我想若將國學一名變為廣義，也未嘗不可算入。這兩種工作都須以現代生活為出發點；現在從事的人似乎都很少。——傳統的和正宗的空氣壓得實在太厲害了！但現代這一塊肥土，我們老是荒棄不耕，總未免有些可惜吧！

　　或者有人要說，「國學」一名，本只限於歷史，考古一方面，正和「埃及學」一樣，原可不必勉強牽入現代的材料。但無論史，考古等學問的完成，一部分仍非依賴現代的材料不可，而「國學」一名，意味也與「埃及學」絕不相同——埃及是已亡的國家，故「埃及學」所涵，有一定的範圍；中國是生存的國家，「中國學」所指，何能限定呢！話又說回來了，我想「國學」這個名字，實在太含混，絕不便於實際的應用；你看英國有「英國學」否？日本有「日本學」否？據我所知，現存的國家沒有一國有「國學」這個名稱，除了中國是例外。但這只是「國學」這個籠統的名字存廢的問題，事實上中國學問應包含現代的材料，則是無庸置疑的。因為我們是現代的人，即使研究古史料，也還脫不了現代的立場；我們既要做現代的人，又怎能全然抹殺了現代，任其茫昧不可知呢？現在研究史料的人，似乎已經不少；我盼望最近的將來多出些現代研究的專家，這是我們最不可少的！而更要緊的，先要打破那「正統國學」的觀念，改變那崇古輕今的風氣；空冒無益，要有人先做出幾個沈重的例子看看才行！有「現代的嗜好」的人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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