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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一個界說


  「什麼是文學」?這是大家喜歡問的一個問題。答案的不同,卻正如人的面孔!我也看過許多——其實只能說很少——答案;據我的愚見,最切實用的是胡適之先生的。他說:「達意達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學」;更不立其他的界線。但是你若要曉得仔細一點,便會覺得他的界說是不夠的;那麼我將再介紹一位Long先生和你相見。他在《英國文學》裡所給的文學的界說是這樣的:

  Literature is the expression of life in words of truth and beauty; it is the written record of man's spirit, of his thoughts, emotions, aspirations; it is the history, and the only history, of the human soul.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artistic, its suggestive, its permanent qualities. Its two tests are its universal interest and its personal style. Its object, aside from the delight it gives us, is to know man, that is, the soul of man rather than his actions; and since it preserves to the race the ideals upon which all our civilization is founded,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elightful subject that can occupy the human mind.

  我覺得這個界說,仔細又仔細,切實又切實,想參加己意將它分析說明一番。

  (一)文學是用真實和美妙的話表現人生的。

  什麼是真實的話?是不是「據實招來」呢?我想「實」有兩種意義,一是「事實」,二是「實感」。若「據實」是據事實,則「真實的話」便是「與事實一致」的話。這個可能不可能呢?有人已經給我們答覆了:事實的敘述,總多少經過「選擇」,決不能將事實如數地細大不遺地紀錄出來的;況且即使能如數地記出,這種複寫又有何等意義?何勞你抄錄一番呢?除了「存副」一種作用外,於人是決無影響的,便是竭力主張「記錄」的寫實派,也還是免不了選擇的。所以,「與事實一致」的話是沒有的。從「與事實一致」的立場看,文學多少離不了說謊。但這是藝術的說謊,與平常隨便撒謊不同。王爾德力主文學必須說謊,他說現在說謊的藝術是衰頹了:從前文學只說「不存在」與「不可能」的事物,所以美妙,現在卻要拘拘于自然與人生,這就卑無足道了。這雖是極端的見解,但頗是有理。理想派依照他們的理想以創造事實,可說是「不存在」的;神秘派依照他們的「煙士披裡純」以創造事實,可說是「不可能」的;這些創造的事實往往甚為美妙,卻都免不了說謊。——創造原來就是說謊呀!便是寫實派的文學,經過了選擇的紀錄,已多少羼雜主觀在內,與事實的原面目有異,也可說是說謊,只程度較輕吧了。——王爾德卻自然不會承認這也是說謊的!文學既都免不了說謊,那麼,那裡還有「真實的話」?然而不然!從「與事實一致」的立場看是說謊的,從「表現自己」的立場看,也許是真實的。「表現自己」實是文學——及其他藝術——的第一義;所謂「表現人生」,只是從另一方面說——表現人生,也只是表現自己所見的人生吧了。表現自己,以自己的情感為主。能夠將自己的「實感」充分表現的,便是好文學,便能使人信,便能引人同情;不管所敘的事實與經過的事實一致否。現代文學盡有採用荒誕不稽的故事作題材的,但仍能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可知文學裡的事實,只須自己一致,自己成一個協調的有機體,便行——所謂自圓其謊也。文學的生命全在實感——此「感」字意義甚廣,連想像也包在內;能夠表現實感的,便是「真實的話」。——近來有一種通行的誤解;以為第一身的敘述必是作者自己經歷的事實,第三身的敘述亦須是作者所曾見聞的事實。這樣誤解文學的人,真是上了老當;天下那有這樣老實的作家(?!)以「事實」而論,或者第三身的敘述倒反是作者自己的,也未可知。

  什麼是美妙的話?此地美妙的原文是Beauty,通譯作美,美有優美,悲壯,詼諧,莊嚴幾種。怎樣才是美呢?這是爭辯最多的一個名詞!呂澄先生的《美學淺說》裡說:「美是純粹的同情」,「由純粹的同情,我們的生命便覺得擴充,豐富,最自然又最流暢的開展,同時有一片的喜悅;從這裡就辨別得美」,又說「美感是要在『靜觀』裡領受的」。我想這個解釋也就夠用。所謂「美妙的話」,便是能引人到無關心——靜觀——的境界。使他發生純粹的同情的;這就要牽連到「暗示的」,「藝術的」性質及風格等,詳見下文。另外,胡適之先生在《什麼是文學》裡也說及文學的美;他說有明白性及逼人性的便是美。這也可供參考。

  至於「表現人生」一義,上文已約略說過。無論是紀錄生活,是顯揚時代精神,是創造理想世界,都是表現人生。無論是輪廓的描寫,是價值的發現,總名都叫做表現。輪廓的描寫所以顯示生活的類型——指個性的類型,與箭垛式的類型,「譜」式的類型有別;價值的發見,所以顯示生活的意義和目的。話說至此,可以再陳一義,Mathew Arnold曾說,「詩是人生的批評」;後來便有說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的,我的一位朋友反對此解,以為文學只是表現人生,不加判斷;何有於批評?詩以抒情為主,表現之用最著,更說不上什麼批評了。但安諾德之說,必非無因。我於他的批評見解,未曾細究,不敢申論。只據私意說來,「人生的批評」一說,似可成立。因為在文學作品中,作者誠哉是無判斷,但卻處處暗示著他的傾向,讓讀者自己尋覓。作品中寫著人生的愛憎悲喜,而作者對於這種愛憎悲喜的態度,也便同時隱藏在內;作者落筆怎樣寫,總有怎樣寫的理由,——這種理由或許是不自覺的——這便是他對於所寫的之態度。敘述不能無態度正如春天的樹葉不能無綠一般。就如莫泊桑吧,他是純粹的寫實派,對於所敘述的,毫無容心,是非常冷靜的;托爾斯泰曾舉《畫師》為例,以說明他的無容心。但他究竟不能無選擇,選擇就有了態度;而且詭辯地說,無容心也正是一種容心,一種態度;而且他的唯物觀,在作品裡充滿了的,更是顯明的態度!即如《月夜》裡所寫的愛,便是受物質環境的影響而發生的愛,與理想派作品所寫的愛便決不會相同;這就是態度關係了。理想派之有態度,更不用說。態度就是判斷,就是批評;「文學是人生的表現與批評」,實是不錯的;但「表現」與「批評」不是兩件東西,而是一體的兩面。

  (二)文學是記載人們的精神,思想,情緒,熱望;是歷史,是人的靈魂之唯一的歷史。

  文學裡若描寫山川的秀美,星月的光輝,那必是因它們曾給人的靈魂以力量;文學裡若描寫華燈照夜的咖啡店,「為秋風所破的茅屋」,那必是因為人的靈魂曾為它們所騷擾;文學裡若描寫人的「健飯」「囚首垢面」「小便」,那必是因為這些事有關於他的靈魂的歷史:總之,文學所要寫的,只是人的靈魂的戲劇,其餘都是背景而已。靈魂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正史上只記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大事;民間的瑣屑是不在被采之列的。但大事只是輪廓,具體的瑣屑的事才真是血和肉;要看一時代的真正的生活,總須看了那些瑣屑的節目,才能徹底瞭解;正如有人主張參觀學校,必須將廁所、廚房看看,才能看出真正好壞一樣。況且正史所記,多是表面的行為,少說及內心的生活;它是從行為的結果看的,所以如此。文學卻是記內心的生活的,顯示各個人物的個性,告訴我們他們怎樣思想,怎樣動感情;便是寫實派以寫實為主的,也隱寓著各種詳密的個性。懂得個性,才懂得真正的生活。所以說,「文學是人的靈魂之唯一的歷史」。

  (三)文學的特色在它的「藝術的」「暗示的」「永久的」等性質。

  孔子說,「辭達而已矣」,又說,「修詞立其誠」。如何才能「達」,如何才能「立誠」,便是「藝術」問題了。此地所說「藝術」,即等於「技巧」。文學重在引人同情,托爾斯泰所謂「傳染情感於人」;而「自己」表現得愈充分,傳染的感情便愈豐厚。「充分」者,要使讀者看一件事物,和自己「一樣」明晰,「一樣」飽滿,「一樣」有力,「一樣」美麗。自己要說什麼,便說什麼,要怎麼說,便怎麼說,這也叫做「充分」。要使得作品成為「藝術的」,最要緊的條件便是選擇;題材的精粗,方法的曲直,都各有所宜,去取之間,全功系焉。

  「暗示」便是舊來所謂「含蓄」,所謂「曲」。袁子才說,「天上只有文曲星而無文直星」,便是說明文貴曲不貴直。從劉半農先生的一篇文裡,曉得「Half told story」一個名字,譯言「說了一半的故事」。你要問問:還有一半呢?我將代答:在尊腦裡!「暗示」是人心自然的要求,無間中外古今。這大概因為人都有「自表」(selfmanifestation)的衝動,若將話說盡了,便使他「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免索然寡味。「法國Marlarme曾說,作詩只可說到七分,其餘的三分應該由讀者自己去補足,分享創作之樂,才能瞭解詩的真味。」「分享創作之樂」,也就是滿足「自表」的衝動。小泉八雲把日本詩歌比作寺鐘的一擊,「他的好處是在縷縷的幽玄的餘韻在聽者心中永續的波動」。這是一個極好的比方。中國以「比」「興」說詩也正是這種意思。這些雖只說的詩,但決不只是詩要如此:凡是文學都要如此的。現在且舉兩個例來說明。潘嶽《悼亡詩》第二首道: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

  「觸景生情,是『興』的性質。下面緊接:

  凜凜涼風生,始覺夏衾單!
  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
  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朦朧?
  展轉眄枕席,長簟竟床空!
  床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

  「他不直說他妻子死了。他只從秋至說到涼風生,從涼風生說到夏衾單,從夏衾單說到不是無重纊,是無同歲寒的人。你看他曲不曲。他又說他反復看了一看枕和席,那樣長的簟子,把床遮完了,都瞧不見那一個人。只見那空床裡堆了塵埃,虛室中來了悲風,他那悲傷之情,就不言而喻了。你看他曲不曲。」又如堀口大學的《重荷》:

  生物的苦辛!
  人間的苦辛!
  日本人的苦辛!
  所以我瘦了。

  (周作人先生譯)

  只區區四行,而意味無盡!前三行範圍依次縮小,力量卻依次增加;「人間的苦辛」已是兩重的壓迫,「日本人的苦辛」,竟是三層的了。「苦辛」原只是概括的名字,卻使人覺著東也是苦辛,西也是苦辛,觸目是苦辛,觸手也是苦辛;覺著苦辛的擔子真是重得不堪!所以自然就會「瘦」了。這一個「瘦」字告訴我們他是怎樣受著三重的壓迫,怎樣竭力肩承,怎樣失敗,到了心身交困的境界;這其間是包含著許多的經歷的。這都是暗示的效力!「說盡」是文學所最忌的,無論長文和短詩。

  能夠在作品中充分表現自己的,便是永久的。「永久的」是「使人不舍,使人不厭,使人不忘」之意。初讀時使人沒入其中,不肯放下,乃至遲睡緩餐,這叫「不舍」。初讀既竟,使人還要再讀,屢讀屢有新意,決不至倦怠;所謂「不厭百回讀」也。久置不讀,相隔多年,偶一念及,書中人事,仍躍躍如生,這便是「不忘」了。備此三德,自然能傳世行遠了。大抵人類原始情感,並無多種;文明既展,此等情感,程度以漸而深而複,但質地殆無變化——喜怒哀樂,古今同之,中外無異,故若有深切之情感,作品即自然能感染讀者,雖百世可知。而深切之情感,大都由身體力行得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故真有深切之情感者必能顯其所得,與大眾異,必能充分表現自己,以其個性示人。「永久的」性質,即系從此而來的。還有,從文體說,簡勁樸實的文體容易有「永久的」性質,因能為百世所共喻;尚裝飾的文體,華辭麗藻,往往隨時代而俱腐朽,變為舊式,便不如前者有長遠的效力——但仍須看「瓶裡所裝的酒」如何。

  (四)文學的要素有二:普遍的興味與個人的風格。

  「老嫗都解」,便是這裡所謂「普遍的興味」。理論地說,文學既表現人生,則共此人生的人,自應一一領會其旨。但從另一面看,表現人生實即表現自己。此義前已說了。而天賦才能,人各有異;有聰明的自己,有庸碌的自己,有愚蠢的自己。這各各的自己之間,未必便能相喻;聰明的要使愚蠢的相喻,真是難乎其難!而屈己徇人,亦非所取。這樣,普遍的興味便只剩了一句綺語!我意此是自然安排,或說缺陷亦可,我輩只好聽之而已。

  風格是表現的態度,是作品裡所表現的作者的個性。個性的重要,前面論「永久性」時,已略提過了;文學之有價值與否,全看它有無個性——個人的或地方的,種族的——而定。文學之所以感人,便在它所顯示的種種不同的個性。馬浩瀾《花影集》序云:

  偶閱《吹劍錄》中,載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問曰,「吾詞何如柳耆卿?」對曰,「柳郎中詞,宜十七八女孩兒,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

  柳詞秀逸,蘇詞豪放,可於此見之。惟其各有以異乎眾,故皆能動人,而無所用其軒輊。所謂「豪放」,所謂「秀逸」,皆是作者之個性,皆是風格;昔稱曰「品」,唐司空圖有《二十四詩品》,描寫各種風格甚詳且有趣;雖是說詩,而可以通于文。但一種作品中的個性,不必便是作者人格的全部;若作者是多方面的人,他的作品也必是多方面的,有各種不同的風格——決不拘於一格的。風格的種類是無從列舉;人生有多少樣子,它便有多少樣子。風格也不限於「個人的」,地方的種族的風格,也同樣引人入勝。譬如胡適之先生《國語文學史講義》中說,南北朝新民族的文學各有特別色彩:南方的是「纏綿宛轉的戀愛」,北方的是「慷慨灑落的英雄」。請看下面兩個例,便知不同的風格的對照,能引起你怎樣的趣味:

  啼著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華山畿》)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樑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琅琊王歌》)

  (五)文學的目的,除給我們以喜悅而外,更使我們知道人——不要知道他的行動,而要知他的靈魂。

  文學的美是要在「靜觀」裡領受的,前面已說過了。「靜觀」即是「安息」(Repose);所謂「喜悅」便指這種「安息」,這種無執著,無關心的境界而言,與平常的利己的喜悅有別,這種喜悅實將悲哀也包在內;悲劇的嗜好,落淚的愉快,均是這種喜悅。——「知道人的靈魂」一語,前於第二節中已及茲義;現在所要說的,只是「知道人的靈魂」,正所以知道「自己」的靈魂!人的靈魂是鏡子,從它裡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自己的靈魂的樣子。

  (六)在文學裡,保存著種族的理想,便是為我們文明基礎的種種理想;所以它是人心中最重要最有趣的題目之一。

  所謂國民性,所謂時代精神,在文學裡,均甚顯著。即如中國舊戲裡,充滿著誨淫誨盜的思想,誰能說這不是中國文明的一種基礎?又如近年來新文學裡「弱者」的呼聲,「悲哀」的叫喊,誰能說這不是時代精神的一面?周作人先生《論阿Q正傳》文裡說:

  ……但是國民性真是奇妙的東西,這篇小說裡收納這許多外國的分子,但其結果,對於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陸的迫壓的氣氛而沒有那「笑中的淚」,對於日本有了他的東方的奇異的花樣而沒有那「俳味」,這句話我相信可以當作他的褒詞,但一面就當作他的貶辭,卻也未始不可。這樣看來,文學真是最重要又最有趣的一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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