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古史辨·論詩經經歷及老子與道家書

　　玄同先生：

　　前旬接到來書，讀悉一切。

　　先生說我的《詩說》好，使我很慚愧。我極希望對於《詩經》用力研究一番，無如找不到這個機會。到上海後，振鐸要我作一篇關於《詩經》的論文，我就擬定了《詩經的厄運與幸運》的題目，預備把《詩經》的經歷詳細一說。

　　所謂厄運，是：

　　（一）戰國時詩失其樂，大家沒有歷史的知識，而強要把《詩經》亂講到歷史上去，使得《詩經》的外部蒙著一部不自然的歷史。

　　（二）刪《詩》之說起，使《詩經》與孔子發生了關係，成了聖道王化的偶像。

　　（三）漢人把三百五篇當諫書，看得《詩經》完全為美刺而作。

　　（四）宋人謂淫詩宜刪，許多好詩險些兒失傳；此說若在漢代起了，一定發生效力。

　　所謂幸運，是：

　　（一）詩篇有了一個結集，不致隨許多詩一齊亡了。

　　（二）漢人不當它尋常的詩歌看，所以《漢書·藝文志》中許多歌詩完全亡失，而此巍然僅存。

　　（三）宋代歐、鄭、朱、王輩肯求它的真相，不為傳統的解釋所拘；雖然蒙蔽之處還是很多，倒底漏了一線曙光。

　　（四）到現在，可以一點沒有拘束，赤裸裸地把它的真像表顯出來了。

　　我起初想這些意思可以一次說完，不料做了半個月，只說得第一項的厄運。這篇計分五節：

　　（一）《傳說中的詩人與詩本事》：把《尚書》、《左傳》、《國語》中所記的詩人與詩本事集了起來，分別它們的可信不可信；並指出它們互相牴牾之處，證明詩人與詩本事在漢以前已不能明瞭，何況漢儒作序。

　　（二）《周代人的用詩》：說明《詩經》中一部分詩是貴族為應用而做的，又一部分詩是平民的歌謠，給樂工採取入樂的。當時的用詩有四種：一是典禮，二是諷諫，三是賦詩，四是言語。典禮與諷諫是它本身固有的應用，賦詩與言語是引伸出來的應用。凡是引伸出來的應用，只要表達出用詩的人的意思，並不希望印合於作詩的人的意思，所以可以隨便亂用。他們雖是亂用，卻不預備在詩上推考古人的歷史，又不希望推考作詩的人的事實，所以不會傷損《詩經》的真相。這一義很關重要，從前說《詩》的人把用詩的人的意思就算做作詩的人的意思，所以引起了無數糾紛。

　　他們全不理會「斷章取義」，以為古人既這麼用，就不會錯。《野有蔓草》與《褰裳》原來都是情詩，但因給趙孟、韓宣子稱讚了，就決不算是情詩了。

　　（三）《孔子對於詩樂的態度》：孔子對於《詩》上完全是傳統思想，要勸人去用。在樂上，因為他遭值的時勢，正是新舊絕續之交，他是酷好雅樂的人，所以對於時勢痛下針砭。那時的音樂潮流，在《論語》上可以看出有三個趨句：一是僭越，二是新聲的流行，三是雅樂的敗壞。雅樂到了孔子時，決不能維持原來的地位了。所以孔子的正樂與社會上毫無關係。

　　（四）《戰國時的詩樂》：戰國時，詩的形式變了，有長篇的騷，有不歌而誦的賦，有《佹詩》之類不規則的詩。樂也不同了，春秋時樂調簡單，樂與歌詩合一；戰國時樂調複雜了，離得開歌詩了。所以那時器樂重于歌樂，甚至齊宣王有三百人吹竽，而不必有歌詩。《詩經》到這時候，幾乎與社會上斷絕關係了。幾個服膺孔子之道的人，拼命鼓吹禮樂，但自己何嘗懂得古樂詩。既然不懂，而又要硬去講它，於是只得在歷史上胡亂揣測了。

　　（五）《孟子說詩》：孟子會說「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但他自己是最不會「論世」和「逆志」的。一部《詩經》，大部是東周的詩，他卻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明明是頌僖公的詩，他卻說成周公的事。倘使他自己標明和春秋時人一例的用詩，他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原也沒有什麼妨礙。現在他已經標明了「論世」和「逆志」，是已有了歷史的態度了。有了歷史的態度，還是這般亂講，流毒所至，遂開漢人信口開河與割裂時代的先聲。這是決不可對他輕易諒恕的。

　　這些意思，請先生批評。我自恨空有求學之志，而無求學之力。胸中的問題愈聚愈多，總沒有法子找到閒暇去解決它們。這一篇文字，自謂解決了幾個問題，但匆忙的集材，恐怕是免不了錯誤的。（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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