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遊雜記·西行通訊(2)_朱自清

西行通訊(2)

　　二

　　聖陶兄：

　　這一回說給你我們過西伯利亞的情形。

　　平常想到西伯利亞，眼前便仿佛一片莽莽的平原，黯淡的斜陽照著，或者凜冽的北風吹著，或者連天的冰雪蓋著。相信這個印象一半從《勅勒歌》來，一半從翻譯的小說來；我們火車中所見，卻並不如此驚心動魄的——大概是夏天的緣故罷。荒涼誠然不錯，但沿路沒有童山，千里的青綠，倒將西伯利亞化作平常的郊野了。只到處點綴著木屋，是向所未見。我們在西伯利亞七日，有五天都下雨；在那牛毛細雨中，這些微微發亮的木屋是有一種特別的調子的。

　　頭兩天是晴天，第一天的落日真好看；只有那時候我們承認西伯利亞的偉大。平原漸漸蒼茫起來，它的邊際不像白天分明，似乎伸展到無窮盡的樣子。只有西方一大片深深淺淺的金光，像是一個海。我們指點著，這些是島嶼；那些是船隻，還在微風中動搖著呢。金光炫爛極了，這地上是沒有的。勉強打個比喻，也許像熊熊的火焰吧，但火焰究竟太平凡了。那深深淺淺的調子，倒有些像名油畫家的畫板，濃一塊淡一塊的；雖不經意，而每一點一堆都可見他的精神，他的姿態。那時我們說起「霞」這個名字，覺得聲調很響亮，恰是充滿了光明似的。又說到「晚霞」；「晚」的聲調帶一些冥沒的意味，便令人有「已近黃昏」之感。L君說英文中無與「霞」相當的字，只能叫做「落日」；若真如此，我們未免要為英國人悵惘了。

　　第二天傍晚過貝加爾湖；這是一個大大有名的湖，我所渴想一看的。記得郭沫若君的詩裡說過蘇武在貝加爾湖畔牧羊，真是美麗而悲涼的想像。在黯淡的暮色中過這個寂寞的湖，我不禁也懷古起來了。晚餐前我們忽見窗外很遠的一片水；大家猜，別是貝加爾湖吧？晚餐完時，車已沿著湖邊走了。向北望去，只見渺渺一白，想不出那邊還有地方。這湖單調極了。似乎每一點都同樣的平靜，沒有一個帆影，也沒有一個鳥影。夜來了，這該是死之國吧？但我還是坐在窗前呆看。東邊從何處起，我們沒留意；現在也像西邊一樣，是無窮的白水。車行兩點多鐘，貝加爾湖依然在窗外；天是黑透了，我走進屋內，到底不知什麼時候完的。

　　在歐亞兩洲交界處，有一段路頗有些中國意境，綿延不斷的青山與悠然流著的河水，在幾裡路中只隨意曲了幾曲。山高而峻，不見多少峰巒，如削成的一座大圍屏。車在山下沿著河走；河岸也是高峻，水像突然掉下去似的。從山頂到河面，是整整齊齊的兩疊；除曲了那幾曲外，這幾裡路中都是整齊的。整齊雖已是西方的好處，但那高深卻還近乎中國的山水詩或山水畫。河中見一狹狹的小舟，一個人坐著緩緩地劃槳，那船和人都是灰暗的顏色；這才真是中國畫了。

　　車中一間屋睡四個人，而我們只有三個。上車時想著能老占著一間屋就好。但晚上便來了一個女人，像是做工的或種地的。她坦然睡了上鋪；這在國內是不會有的——我們不但是三個男人，並且是三個外國人！第二天她下車了，來的是三等車中唯一的紳士；他大概因為晚上我們出入拉門，擾他清夢，下一天搬到別屋裡去。以後來的是兵，兵，兵！我們都說與兵有緣分呢。最後來了經濟學博士，他的名字，我還記得，是約瑟，是玩紙牌時要按名記分，他告訴我們的。從前來者都只說俄國話，我們偶然也能答應一兩個字；是從萬國臥車公司的指南上學來，如「不」「三個」「多少」之類。「不」字用得最多，伴著的是一搖頭。這自然乾脆不過，但往往從此打斷了談話；到這地步，那一位大概不是站在門外窗口去看風景，便是閉上眼睡覺。這位約瑟君卻不同，他除俄國話外，自己說還懂得法文；LH兩位都懂法文，我們立刻覺得屋裡更有意思起來了。

　　但約瑟君的法文卻實在不夠用，他只能說些單字。LH兩位應付得很費力，可是他愛說話極了，老是支支節節地談下去。他告訴我們，俄國報說漢口黨人燒了美孚煤油公司；又問起好幾個中國人的名字。難為他記得住這些名字！有一個下午，他拿了紙筆，畫了地圖，和我們議論天下大事。他說俄國從美國買機器，而賣糧食給它；中國從美國買糧食和日用品，白讓它賺了錢去。他在地圖上點了幾點，寫著，「血！」「血！」說中國只能將血滴給美國，沒有別的。他似乎以為中國全然美國化了，這樣東西也問「亞美利加？」那樣也問「亞美利加？」甚至我送他一包香片，也問「亞美利加？」我們趕緊說「中國」，「中國」，才收下了。

　　他又問我們什麼黨。我們三個都不在黨；他奇怪極了，指著胸道，「我——博士——共產黨！」指在他身旁的朋友——也是經濟學博士——道，「他——博士——共產黨！」他喜歡喝酒，常和他的朋友上飯車去喝。也邀過我們兩三次，總說，「同志——啤酒，」一面指著飯車那方面。我們都謝了。最後他似乎不大好意思，指點著道，「我——布爾喬——你們——普羅利特利亞特！」他又常指著他的衣服道，「不好看——俄羅斯；」指著我們的道，「亞美利加！」（兩三天后在另一車上和一個十八歲的俄國工人談話，一位高麗人給翻譯。這是個天真爛漫的工人，他的衣服比我們粗糙多了，可是比我們貴多了。他露出羡慕的顏色，但我想起約瑟君的話，倒有些羡慕他們。）他是個和藹的人，很幫我們的忙。快到莫斯科時，他一面剝著松子（沿路見俄國人吃松子的甚多，一粒粒地摘下來嗑著，似乎比嗑瓜子有意思），一面告訴我們他有妻有子，現在家裡等著他呢。又指著遠處，說他夏天和他們住在城外，天涼了才搬進城去。下車後他還特地到窗前來和我們揚手作別。他是黑頭發，紫臉膛，繞腮胡根子；他說他現在是一個經濟雜誌編輯人。

　　本該下午兩點到莫斯科；誤了五點鐘，到時天已全黑了。去波蘭的車就要開；滿心想看看莫斯科，卻只見一片黑夜，我只得帶著最大的失望上車走了。第二天下午在波蘭換車上巴黎去。晚上到飯車吃飯，侍者穿著小禮服，鞠著躬和客人說話，客人也大都換上整齊的衣服端端正正坐著，與俄國飯車空氣大不相同。我漸漸有些拘束起來了。

　　弟自清，1931年11月15日，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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