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論朗誦詩

論朗誦詩

　　戰前已經有詩歌朗誦，目的在乎試驗新詩或白話詩的音節，看看新詩是否有它自己的音節，不因襲舊詩而確又和白話散文不同的音節，並且看看新詩的音節怎樣才算是好。這個朗誦運動雖然提倡了多年，可是並沒有展開；新詩的音節是在一般寫作和誦讀裡試驗著。試驗的結果似乎是向著勻整一路走，至於怎樣才算好，得一首一首詩的看，看那感情和思想跟音節是否配合得恰當，是否打成一片，不漏縫兒，這就是所謂「相體裁衣」。這種結果的獲得雖然不靠朗誦運動，可是得靠誦讀。誦讀是獨自一個人默讀或朗誦，或者向一些朋友朗誦。這跟朗誦運動的朗誦不同，那朗誦或者是廣播，或者是在大庭廣眾之中。過去的新詩有一點還跟舊詩一樣，就是出發點主要的是個人，所以只可以「娛獨坐」，不能夠「悅眾耳」，就是只能訴諸自己或一些朋友，不能訴諸群眾。戰前詩歌朗誦運動所以不能展開，我想根由就在這裡。而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不但廣大的展開，並且產生了獨立的朗誦詩，轉捩點也在這裡。

　　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起於迫切的實際的需要——需要宣傳，需要教育廣大的群眾。這朗誦運動雖然以詩歌為主，卻不限於詩歌，也朗誦散文和戲劇的對話；只要能夠獲得朗誦的效果，什麼都成。假如戰前的詩歌朗誦運動可以說是藝術教育，這卻是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對象不用說比藝術教育的廣大得多，所以教材也得雜樣兒的；這時期的朗誦會有時還帶歌唱。抗戰初期的朗誦有時候也用廣播，但是我們的廣播事業太不發達，這種朗誦的廣播，恐怕聽的人太少了；所以後來就直接訴諸集會的群眾。朗誦的詩歌大概一部分用民間形式寫成，在舊瓶裡裝上新酒，一部分是抗戰的新作；一方面更有人用簡單的文字試作專供朗誦的詩，當然也是抗戰的詩，政治性的詩，於是乎有了「朗誦詩」這個名目。不過這個名目將「詩」限在「朗誦」上，並且也限在政治性上，似乎太狹窄了，一般人不願意接受它。可是朗誦運動越來越快的發展了，詩歌朗誦越來越多了，效果也顯著起來了，朗誦詩開始向公眾要求它的地位。於是乎來了論爭，論爭的焦點是在詩的政治性上。筆者卻以為焦點似乎應該放在朗誦詩的獨立的地位或獨佔的地位上；筆者以為朗誦詩應該有獨立的地位，不應該有獨佔的地位。

　　筆者過去也懷疑朗誦詩，覺得看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不像我們讀過的那些詩，甚至於可以說不像我們有過的那些詩。對的，朗誦詩的確不是那些詩。它看來往往只是一些抽象的道理，就是有些形象，也不夠說是形象化；這只是宣傳的工具，而不是本身完整的藝術品。照傳統的看法，這的確不能算是詩。可是參加了幾回朗誦會，聽了許多朗誦，開始覺得聽的詩歌跟看的詩歌確有不同之處；有時候同一首詩看起來並不覺得好，聽起來卻覺得很好。筆者這裡想到的是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乳母的名字）；自己多年前看過這首詩，並沒有注意它，可是在三十四年昆明西南聯大的「五四」周朗誦晚會上聽到聞一多先生朗誦這首詩，從他的抑揚頓挫裡體會了那深刻的情調，一種對於母性的不幸的人的愛。會場裡上千的聽眾也都體會到這種情調，從當場熱烈的掌聲以及筆者後來跟在場的人的討論可以證實。這似乎是那晚上最精彩的節目之一。還有一個節目是新中國劇社的李先生朗誦莊湧先生《我的實業計劃》那首諷刺詩。這首詩筆者也看到過，看的時候我覺得它寫得好，抓得住一些大關目，又嚴肅而不輕浮。聽到那洪鐘般的朗誦，更有沉著痛快之感。筆者那時特別注意《大堰河》那一首，想來想去，覺得是聞先生有效的戲劇化了這首詩，他的演劇的才能給這首詩增加了些新東西，它是在他的朗誦裡才完整起來的。

　　後來漸漸覺得，似乎適於朗誦的詩或專供朗誦的詩，大多數是在朗誦裡才能見出完整來的。這種朗誦詩大多數隻活在聽覺裡，群眾的聽覺裡；獨自看起來或在沙龍裡念起來，就覺得不是過火，就是散漫，平淡，沒味兒。對的，看起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可是在集會的群眾裡朗誦出來，就確乎是詩。這是一種聽的詩，是新詩中的新詩。它跟古代的聽的詩又不一樣。那些詩是唱的，唱的是英雄和美人，歌手們唱，貴族們聽，是伺候貴族們的玩意兒。朗誦詩可不伺候誰，只是沉著痛快的說出大家要說的話，聽的是有話要說的一群人。朗誦詩雖然近乎戲劇的對話，可又不相同。對話是劇中人在對話，只間接的訴諸聽眾，而那種聽眾是悠閒的，散漫的。朗誦詩卻直接訴諸緊張的、集中的聽眾。不過朗誦的確得注重聲調和表情，朗誦詩的確得是戲劇化的詩，不然就跟演講沒有分別，就真不是詩了。

　　朗誦詩是群眾的詩，是集體的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群眾，他只是群眾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得在群眾當中朗誦出來，得在群眾的緊張的集中的氛圍裡成長。那詩稿以及朗誦者的聲調和表情，固然都是重要的契機，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氛圍，脫離了那氛圍，朗誦詩就不能成其為詩。朗誦詩要能夠表達出來大家的憎恨、喜愛、需要和願望；它表達這些情感，不是在平靜的回憶之中，而是在緊張的集中的現場，它給群眾打氣，強調那現場。有些批評家認為文藝是態度的表示，表示行動的態度而歸於平衡或平靜；詩出於個人的沉思而歸於個人的沉思，所以跟實生活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創作和欣賞都得在這相當的距離之外。所謂「怨而不怒」，「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溫柔敦厚」以及「無關心」的態度，都從這個相當的距離生出來。有了這個相當的距離，就不去計較利害，所以有「詩失之愚」的話。朗誦詩正要揭破這個愚，它不止於表示態度，卻更進一步要求行動或者工作。行動或工作沒有平靜與平衡，也就沒有了距離；朗誦詩直接與實生活接觸，它是宣傳的工具，戰鬥的武器，而宣傳與戰鬥正是行動或者工作。瑪耶可夫斯基論詩說得好：

　　照我們說
　　韻律——
　　大桶，
　　炸藥桶。
　　一小行——
　　導火線。
　　大行冒煙，
　　小行爆發，

　　…………

　　這正是朗誦詩的力量，它活在行動裡，在行動裡完整，在行動裡完成。這也是朗誦詩之所以為新詩中的新詩。

　　宣傳是朗誦詩的任務，它諷刺，批評，鼓勵行動或者工作。它有時候形象化，但是主要的在運用赤裸裸的抽象的語言；這不是文縐縐的拖泥帶水的語言，而是沉著痛快的，充滿了辣味和火氣的語言。這是口語，是對話，是直接向聽的人說的。得去聽，參加集會，走進群眾裡去聽，才能接受它，至少才能瞭解它。單是看寫出來的詩，會覺得咄咄逼人，野氣，火氣，教訓氣；可是走進群眾裡去聽，聽上幾回就會不覺得這些了。再說朗誦詩是對話，或者三言兩語，或者長篇大套；前一種像標語口號，看起來簡單得沒味兒，後一種又好像囉嗦得沒味兒。其實味兒是有，卻是在朗誦和大家聽裡。筆者六月間曾在教室裡和同學們討論過一位何達同學寫的兩首詩，我念給他們聽。第一首是《我們開會》：

　　我們開會
　　我們的視線
　　像車輻
　　集中在一個軸心
　　我們開會
　　我們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座堡壘
　　我們開會
　　我們的靈魂
　　緊緊的
　　擰成一根巨繩
　　面對著
　　共同的命運
　　我們開著會
　　就變成一個巨人

　　這一首寫在三十三年六月裡，另一首《不怕死——怕討論》寫在今年六月三日，「六二」的後一日：

　　我們不怕死
　　可是我們怕討論
　　我們的情緒非常熱烈
　　誰要是叫我們冷靜的想一想
　　我們就嘶他通他
　　我們就大聲地喊
　　滾你媽的蛋
　　無恥的陰謀家
　　難道你們不知道
　　我們只有情緒
　　我們全靠情緒
　　決不能用理智
　　壓低我們的情緒
　　可是朋友們
　　我們這樣可不行啊
　　我們不怕死
　　我們也不應該怕討論
　　要民主——我們就得討論
　　要戰鬥——我們也得討論
　　我們不怕死
　　我們也不怕討論

　　一班十幾個人喜歡第一首的和喜歡第二首的各占一半。前者說第一首形象化，「結構嚴緊」，而第二首只「是平鋪直敘的說出來」。後者說第二首「自然而完整」，「能在不多的幾句話裡很清楚的說出為什麼不怕死也不怕討論來」，第一首卻「只寫出了很少的一點，並未能很具體的寫出開會的情形」；又說「在朗誦的效果上」，第二首要比第一首大。筆者沒有練習過朗誦，那回只是教學上的誦讀；要真是在群眾裡朗誦，那結果也許會向第二首一面倒罷。因為筆者在獨自看的時候原也喜歡第一首，可是一經在教室裡誦讀，就覺得第二首有勁兒，想來朗誦起來更會如此的。「結構嚴緊」，回環往復的寫出「很少的一點」，讓人仔細吟味，原是詩之所以為詩，不過那是看的詩。朗誦詩的聽眾沒有那份耐性，也沒有那樣工夫，他們要求沉著痛快，要求動力——形象化當然也好，可是要動的形象，如「炸藥桶」、「導火線」；靜的形象如「軸心」、「堡壘」、「巨繩」，似乎不夠勁兒。

　　「自然而完整」，就是藝術品了；可是說時容易做時難。朗誦詩得是一種對話或報告，訴諸群眾，這才直接，才親切自然。但是這對話得乾脆，句逗不能長，並且得相當勻整，太參差了就成演講，太整齊卻也不自然。話得選擇，像戲劇的對話一樣的嚴加剪裁；這中間得留地步給朗誦人，讓他用他的聲調和表情，配合群眾的氛圍，完整起來那寫下的詩稿——這也就是集中。劇本在演出裡才完成，朗誦詩也在朗誦裡才完成。這種詩往往看來嫌長可是朗誦起來並不長；因為看是在空間裡，聽是在時間裡。筆者親身的經驗可以證實。前不久在北大舉行的一個詩歌晚會裡聽到朗誦《米啊，你在那裡？》那首詩，大家都覺得效果很好。這首詩夠長的，看了起來也許會覺得囉嗦罷。可是朗誦詩也有時候看來很短，像標語口號，不夠詩味兒，放在時間裡又怎麼樣呢？我想還是成，就因為像標語口號才成；標語口號就是短小精悍才得勁兒。不過這種短小的詩，朗誦的時候得多多的頓挫，來占取時間，發揮那一詞一語裡含蓄著的力量。請看田間先生這一首《鞋子》：

　　回去，
　　告訴你的女人：
　　要大家
　　來做鞋子。
　　像戰士腳上穿的
　　結實而大。
　　好翻山呀，
　　好打仗呀。

　　詩行的短正表示頓挫的多。這些都是專供朗誦的詩。有些詩並非專供朗誦，卻也適於朗誦，那就得靠朗誦的經驗去選擇。例如上文說過的莊湧先生的《我的實業計劃》，也整齊，也參差，看起來也不長，自然而完整，聽起來更得勁兒。這種看和聽的一致，似乎是不常有的例子。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主要的是對話，看起來似乎長些，可是聞先生朗誦起來，特別是那末尾幾行的低抑的聲調，能夠表達出看的時候看不出的一些情感，這就不覺得長而成為一首自然而完整的詩。朗誦詩還要求嚴肅，嚴肅與工作。所以用熟滑的民間形式來寫，往往顯得輕浮，效果也就不大。這裡想到孔子曾以「無邪」論詩，強調詩的政教作用；那「無邪」就是嚴肅，政教作用就是效果，也就是「行事」或者工作。不過他那時以士大夫的「行事」或者工作為目標，現代是以不幸的大眾的行動或者工作為目標，這是不同的。

　　就在北大那回詩歌晚會散場之後，有一位朋友和筆者討論。他承認朗誦詩的效用，但是覺得這也許只是當前這個時代需要的詩，不像別種詩可以永久存在下去。筆者卻以為配合著工業化，生活的集體化恐怕是自然的趨勢。美國詩人麥克裡希在《詩與公眾世界》一文（一九三九）裡指出現在「私有世界」和「公眾世界」已經漸漸打通，政治生活已經變成私人生活的部分；那就是說私人生活是不能脫離政治的。集體化似乎不會限於這個動亂的時代，這趨勢將要延續下去，發展下去，雖然在各時代各地域的方式也許不一樣。那麼，朗誦詩也會跟著延續下去，發展下去，存在下去，——正和雜文一樣。美國也已經有了朗誦詩，一九四四年出的達文鮑特的《我的國家》（有楊周翰先生譯本）那首長詩，就專為朗誦而作；那裡面強調「一切人是一個人」，「此處的自由就是各處的自由」，這就是威爾基所鼓吹的「四海一家」。照這樣看，朗誦詩的獨立的地位該是穩定了的。但是有些人似乎還要進一步給它爭取獨佔的地位；那就是只讓朗誦詩存在，只認朗誦詩是詩。筆者卻不能夠贊成這種「罷黜百家」的作風；即使會有這一個時期，相信詩國終於不會那麼狹小的。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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