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詩選小傳·元稹

元稹

　　《全唐詩》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人。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舉明經，書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初，應制策，第一，除左拾遺。曆監察禦史。坐事貶江陵士曹參軍。徙通州司馬。自虢州長史，征為膳部員外郎。拜祠部郎中，知制誥。詔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幾，罷相，出為同州刺史。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太和初，入為尚書左丞，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年五十三，卒。贈尚書右僕射。

　　稹自少與白居易倡和。當時言詩者稱「元白」，號為「元和體」。其集與居易同名「長慶」。

　　《詩苑類格》　白樂天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於情。

　　《唐詩別裁集》　樂天忠君愛國，遣事托諷，與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變少陵之沉雄渾厚，不襲其貌而得其神也。……外間「嫗解」之說，不可為據。

　　（元稹）白樂天同對策，同倡和，詩稱「元白體」。其實遠不逮白，白條直中皆雅音。元意拙語纖，又流於澀。東坡品為「元輕白俗」，非定論也。

　　《說詩晬語》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一卷，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

　　《白話文學史》　白居易與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學革新運動的人；他們的根本主張，翻成現代的術語，可說是為人生而作文學。文學是救濟社會，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補察時政」，至少也須能「泄導人情」；凡不能這樣的，都「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時，作長書與元稹論詩，（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元稹在通州也有「敘詩」長書寄白居易。（元氏《長慶集》卷三十）這兩篇文章在文學史上要算兩篇最重要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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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白發憤要作一種有意的文學革新運動，其原因不出於上述的兩點：一面是他們不滿意於當時的政治狀況，一面是他們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老杜只是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沒有什麼文學主張。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提出他們所以要說老實話的理由，這便成了他們的文學主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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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文學主張的裡面，其實含有一種政治理想。他們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種順從民意的政府。……他們又主張設立采詩之官，作為採訪民意的一個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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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刪淫辭，削麗藻」，「黜華於枝葉」，「反實于根源」。……「尚質抑淫，著誠去偏」，這是元、白的寫實主義。

　　根據于他們的文學主張，元、白二人各有一種詩的分類法。白居易分他的詩為四類：

　　（1）諷諭詩：「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比興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

　　（2）閒適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3）感傷詩：「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

　　（4）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他自己只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是值得保存流傳的，其餘的都不重要，都可刪棄。

　　（這是《長慶集》中分類；後集只格詩，律詩二類）

　　元稹分他的詩為八類：

　　（1）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

　　（2）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3）古體：「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

　　（4）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

　　（5）律詩

　　（6）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

　　（7）悼亡

　　（8）豔詩　（見《敘詩寄樂天書》）

　　元氏的分類，體例不一致，其實他也只有兩大類：

　　（1）諷詩　（一）古諷　（二）樂諷　（三）律諷

　　（2）非諷詩——古體，律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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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是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又是一個朋黨暗鬥最厲害的時代。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都是那時代的犧牲者，元、白貶謫之後，諷諭詩都不敢作了，都走上了閒適的路，救世主義的旗子卷起了，且做個獨善其身的醉吟先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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