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詩選小傳·無名氏古詩十九首

無名氏古詩十九首

　　鐘嶸《詩品上》　古詩，其體原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　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構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李善《文選注》　五言並雲古詩，蓋不知作者：或雲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車上東門」，又雲「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謝榛《四溟詩話》　《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如「客從遠方來，寄我雙鯉魚，中有尺素書」是也。及登甲科，學說官話，便作腔子，昂然非常在家之時。若陳思王「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聲調鏗鏘，誦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晉詩家常話與官話相半。迨齊梁，開口俱是官話。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然，家常話自然。夫學古不及，則流於淺俗矣，今之工於近體者，惟恐官話不專，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晉而進兩漢也，嗟夫！

　　陸時雍《詩鏡總論》　「十九首」近於賦而遠於風，故其情可陳，而其事可舉也。虛者實之，紆者直之，則感寤之意微，而陳肆之用廣矣。夫微而能通，婉而可諷者，風之為道美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十九首」所以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幾？雖處富貴，慊慊猶有不足，況貧賤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誰不感慨？人情於所愛莫不欲終身相守，然誰不有別離？以我之懷思，猜彼之見棄，亦其常也。夫終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複不知其樂，乍一別離，則此愁難已。逐臣棄妻與朋友闊絕，皆同此旨。故「十九首」唯此二意，而低徊反復，人人讀之，皆若傷我心者。此詩所以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也，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盡，故特推「十九首」以為至極。

　　言情能盡者，非盡言之之為盡也，盡言之則一覽無遺。惟含蓄不盡，故反言之，乃足使人思。蓋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已之處，徘徊度量，常作萬萬不然之想。今若絕決一言，則己矣，必不再思矣。故彼棄予矣，必曰終亮不棄也，見無期矣，必曰終相見也。有此不自決絕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為徑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寫之，故言不盡，而情則無不盡。後人不知，但謂十九首以自然為貴；乃其經營慘淡，則莫能尋之矣。

　　沈德潛《說詩晬語》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辟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為《國風》之遺。

　　梁啟超《中國美文及其歷史稿》　我以為要解決這一票詩的時代須先認一個假定即《古詩十九首》這票東西雖不是一個人所作，都是一個時代——先後不過數十年間——所作。因為這十幾首詩，體格韻味，都大略相同，確是一時代詩風之表現。凡詩風之為物，未有閱數十年百年而不變者，「十九首」既風格首首相近，其出現時代，當然不能距離太遠。

　　漢制避諱極嚴，犯者罪至死，惟東漢對於西漢諸帝，則不諱，惠帝諱盈，而「十九首」中有「盈盈樓上女」，「馨香懷盈䌷」等句，非西漢作品甚明，此其一。（按，此說本洪邁《容齋隨筆》論李陵詩語）「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明寫洛陽之繁盛，西漢決無此景象。「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為洛城門，郭北墓即北邙，顯然東京人語，此其二。此就作品本身覓證，其應屬東漢，不應屬西漢殆已灼然無疑。然東漢曆祚亦垂二百年，究竟當屬何時邪？此則在作者本身上無從得證，只能以各時代別的作品旁證推論。劉彥和以「冉冉孤生竹」一首為傅毅作。依我的觀察，西漢成帝時，五言已萌芽，傅毅時候也未嘗無發生「十九首」之可能性。但以同時班固《詠史》一篇相較，風格全別，其他亦更無相類之作，則東漢初期——明章之間，似尚未有此體。安順桓靈以後，張衡秦嘉蔡邕麗炎趙壹孔融各有五言作品傳世，音節日趨諧暢，格律日趨嚴整。其時五言體制，已經通行，造詣已經純熟，非常傑作，理合應時出現。我據此中消息以估「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紀一二〇至一七〇約五十年間，比建安黃初略先一期而緊相銜接。所以風格和建安體極相近而其中一部分，鐘仲偉且疑為曹王所制也。我所估定若不甚錯，那麼「十九首」一派的詩風，並非兩漢初期瞥然一現，中間戛然中絕；而建安體亦並非近無所承，突然產生，按諸歷史進化的原則，四面八方都說得通了。

　　「十九首」第一點特色，在善用比興。比興本為詩六義之二，《三百篇》所恒用，《國風》中尤十居七八。降及《楚辭》，美人芳草，幾舍比興無他技焉。漢人尚質，西京尤甚，其作品大率賦體多而比興少。長篇之賦，專事鋪敘無論矣，即間有詩歌，也多半是徑情直遂的傾寫實感。到「十九首」才把《國風》、《楚辭》的技術翻新來用，專務附物切情，「胡馬越鳥」，「陵柏澗石」，「江芙澤蘭」，「孤竹女蘿」，隨手寄興，輒增娬媚。至如「迢迢牽牛星」一章，純借牛女作象徵，沒有一字實寫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躍句下。此種作法，和周公的《鴟鴞》一樣，實文學界最高超的技術（漢初作品，如高祖之《鴻鵠歌》、劉章之《耕田歌》尚有此種境界，後來便很少了）。

　　論者或以含蓄蘊藉為詩之唯一作法，固屬太偏。然含蓄蘊藉，最少應為詩的要素之一，此則無論何國何時代之詩家，所不能否認也。「十九首」之價值全在意內言外，使人心醉，其真意思所在，苟非確知其本事，則無從索解，但就令不解，而優飫涵泳，已移我情。即如「迢迢牽牛星」一章不是憑空替牛郎織女發感慨自無待言，最少也是借來寫男女戀愛，再進一進是否專寫戀愛，抑或更別有寄託，而借戀愛作影子，非問作詩的人不能知道了，雖不知道，然而讀起來可以養成我們溫厚的情感，引起我們優美的趣味。比興體的價值全在此，這一詩風到「十九首」才大成。後來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則盛行於詞界，詩界漸少了。

　　「十九首」雖不講究聲病，然而格律音節略有定程。大率四句為一解，每一解轉一意。其用字平仄相間，按諸王漁洋《古詩聲調譜》，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試拿來和當時的歌謠樂府比較，雖名之為漢代的律詩，亦無不可。此種詩格，蓋自西漢末五言萌芽之後，經歷多少年，才到這純熟諧美的境界。後此五言詩，雖內容實質屢變，而格調形式，總不能出其範圍。

　　從內容實質上研究「十九首」，則厭世思想之濃厚——現世享樂主義之謳歌，最為其特色。《三百篇》中之「變風」、「變雅」，雖憂生念亂之辭不少。至如《山樞》之「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等論調實不多見，大抵太平之世，詩思安和，喪亂之餘，詩思慘厲；三百篇中，代表此兩種古氣象之作品，所在多有。然而社會更有將亂未亂之一境，表面上歌舞歡娛，骨子裡已禍機四伏。全社會人汲汲顧影，莫或為百年之計，而但思偷一日之安。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厭世的哲學文學，便會應運而生。依前文所推論「十九首」為東漢順桓靈間作品，若所測不謬，那麼，正是將亂未亂，極沉悶極不安的時代了。當時思想界，則西漢之平實嚴正的經術，已漸不足以維持社會，而佛教的人生觀，已乘虛而入。（桓靈間安世高、支婁加讖二人所譯出佛經，已數十）仲長統《述志詩》，最足表示此中消息。「十九首」正孕育於此等社會狀況之下，故厭世的色彩極濃。「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種思想在漢人文學中，除賈誼《鵩鳥賦》外，似未經人道。《鵩鳥賦》不過個人特別性格、特別境遇所產物，「十九首」則全社會氛圍所產物，故感人深淺不同。「十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之類，一面浸染厭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學平實態度者，雖間有一二，其大部分則皆為《山樞》之「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以現世享樂為其結論。「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會」、「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滿百」，諸篇其最著也。他們的人生觀出發點雖在老莊哲學，其歸宿點則與《列子·楊朱》篇同一論調，不獨榮華富貴，功業名譽無所留戀，乃至穀神不死，長生久視等觀念，亦破棄無餘。「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真算把這種頹廢思想盡情揭穿。他（們）的文辭，既「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故所詮寫的思想，也給後人以極大印象。千餘年來，中國文學都帶悲觀消極氣象，「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負點責任哩。

　　顧頡剛《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中）》（《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十一期）　我讀《文選》中古詩十九首時，嘗疑這些詩既無撰人名氏，如何會得流傳下來。後讀《玉台新詠》（卷一）所載古詩第六首開端云：

　　四座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

　　乃知流傳下來的無名氏古詩亦皆樂府之辭。所謂「四座且莫誼，願聽歌一言」，正與趙德麐《商調蝶戀花》序中所說（奉勞歌伴，先聽調格，後聽蕪詞），北觀別墅主人誇陽曆大鼓書引白所說「把絲弦兒彈起來，就唱這回」相同，都是歌者對於聽客的開頭語。

　　張為騏《古詩明月皎夜光辨偽》（《東方雜誌》二十六卷二十二號）五言詩的時代引起了大論戰。凡是相信西漢已有五言詩的人無不拿這一首作「南山可移，此案不可移」的定讞。他們不但認為這首作於西漢，而且斷定它的年代的的確確在漢武帝太初元年以前。從唐朝起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說，間有一二懷疑的人也覺無從平反其獄。

　　他們為甚麼深信這一首遠在漢武未改曆以前呢？第一個創為此說的是李善。他看見詩中有「玉衡指孟冬」一語，孟冬是十月，不會有促織秋蟬；因此便認為詩中的孟冬是指漢武未改曆的時節，方合上下的意思，故斷定此詩作于太初以前。他說：

　　春秋運鬥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雲「促織」，下雲「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文選》注）

　　楊慎亦據李注，作了一篇「古詩可考春秋改月之證：……」此外如王士禎的《帶經堂詩話》、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義證》、何焯的《義門讀書記》、朱珔的《文選集釋》……都無不以李善的根據為根據——幾乎凡是論此詩的人都毫不遲疑的贊同其說。「玉衡指孟冬」便真成為他們的鐵證了。

　　我們考證這一首，不敢人云亦云，我覺得李善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

　　第一，（略）……

　　第二，孟冬七月是李善的謬說。夏朝建寅，以正月為歲首；商朝建醜，以十二月為歲首；周朝建子，以十一月為歲首：歲首雖各不同，只改正朔，不改月次，無關於四季：四季各有它們的專門意義，不能隨便移易的。沈赤然說：「殷周時月雖改，凡授時施令，仍以夏時行之，故不害其為建子建醜，使竟以冬為春，以夏為秋，亦複成何世界耶？」（寄傲軒讀書隨筆）正是這個道理。所以秦朝建亥，以十月為歲首，而《呂氏春秋》所紀孟仲季春夏秋冬仍據夏正；即李善所引《淮南子·時則訓》在未改曆以前亦未嘗不據夏正。這是很不相干的。如何能說「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呢？

　　第三，《史記》《漢書》明明白白載有曆從夏正的賦頌。賈誼在長沙三年，有鵩鳥飛入其舍，止於坐隅。他自恐不壽，乃賦詩以自廣。這篇賦開頭的兩句便是：「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冬。」太歲在卯曰「單閼」。那時正當漢文帝六年丁卯，距武帝太初元年正七十年。又如司馬相如上《封禪頌》，中云：「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司馬相如卒時在元狩五年，距太初亦前十四年；而且此頌明指孟冬為十月，更是李善注的絕好反證。……至朱珔稱引李注，更謂第十二首「歲暮一何速」及第十六首「凜凜歲雲暮」為亦用漢正，豈不是夢中說夢嗎？

　　第四，詩中「冬」字是「秋」字之誤。孟冬既仍為十月，通篇又全寫秋景，自非字有訛誤，解釋必不可通。此首惜無善本可資校對，但我深信：若得善本，一定是個「秋」字。……元劉履的《選詩補注》論到此句，曾說：

　　當作「秋」。詩意本平順，眾說穿鑿牽引，皆由一字之誤。識者詳之。《補注四庫全書作風雅翼》。（此注見卷一漢詩《古詩十九首》第七首下。）

　　可見誤字流傳，已有人先我懷疑了。又清朝方廷珪論到這裡，也說：

　　善注以孟冬屬之七月，謬甚。且下云：「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亦可屬之七月耶？注以九月入十月節氣，故有台露秋蟬元鳥。此說是，但「冬」字疑是「秋」字之誤。（《文選集成》卷二十三）。

　　方氏是進一步的舉出理由來，故直截了當的罵李注是很荒謬。誠然是，若依李注，不但不能解釋此詩，連第十七首也不能解釋了。這樣地能不泥舊說，實不多見。……

　　邵瑞彭《古詩「玉衡指孟冬」辨偽答張驥伯》（《東方雜誌》二十六卷二十二號）　古詩「玉衡指孟冬」就詩中所舉物候觀之，實為建申之月。此蓋沿襲秦正，誤信月改春移之說，以申月為十月，認作孟冬。然太初改曆以後，漢用寅正，而月改春移之月，太初以前所無。愚謂此詩蓋東漢人所作，而詭托漢初者。不知秦人雖改歲首，未改月次，更無以申月為孟冬之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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