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翻譯事業與清華學生

翻譯事業與清華學生

　　梁任公先生《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的結末說：

　　讀斯篇者，當已能略察翻譯事業與一國文化關係之重大。今第二度之翻譯時期至矣。從事於此者，宜思如何乃無愧古人也。

　　梁先生這篇文最初載在《改造》上，他所謂「第二度之翻譯時期」，大約指「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時期而言。這時候，大家正努力地介紹西方文化；翻譯的文書，日出不窮。梁先生的話，正是對此而發的。我們的新文化，不用說，全是「外國的影響」；而外國的影響又幾乎全是從翻譯的文書來的。翻譯事業的重要，蓋可想見。雖然西方文書的翻譯，明末清末兩個時期中均已有之，但譯手之眾，譯籍之多，流行之廣，和我們的時期相比，究竟差得太遠了。在我們這時候，翻譯的文書幾乎成了知識的唯一的泉源；每一書出，均有人手一編之概。但近一二年來，情勢卻頗有變異。變異的原因：是一般的對於翻譯的不信任，二是國學的盛興。

　　新文化運動以來的譯文譯書，其「糟糕」是「有目共賞」，「有口皆碑」，不用我說的。我們所要的是質好，不是量多。量多是沒有用的，吃兩個壞雞子兒，不如吃一個好的；而吃三個壞的比吃兩個壞的更壞！我們的翻譯者，實在太不檢點了！一般人乘著思潮轉變的機會，利用「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的情勢，不量力，不選擇，不研究，不慎重下筆，隨便檢起一本從未讀過的書便譯，隨讀隨寫，寫了便算，寫完便印。書到讀者的手裡，他們決不會逐句看懂，只好囫圇吞棗地念過，得些模糊影響的大意，便算受用。這樣只是白糟踏了兩方面的時間精力，於學問的前途是絲毫無補的！因此引起了一般的對於翻譯的抨擊——無法辯解的抨擊。翻譯（除了極少數）的不足信任，漸漸深入一般人之心；翻譯的權威便墜落了。一般的不信任，實在是翻譯事業的致命傷！

　　國學的盛興事實上雖影響了翻譯事業；但據我想，這件事到底不會阻礙翻譯事業的，若一般人不像現在這樣不信任翻譯。我願意將翻譯事業和國學運動看得同等重要，各由勝任的人負責做出；兩者斷乎不致相妨的。還有，在文學的範圍裡，郭沫若先生曾說過創作比如處女，翻譯比如媒婆；他的意思，做媒婆遠不如做處女的好。關於這個問題，已有過好多討論；我寧願將兩者平等看待，因為外國的影響如新鮮的滋養品，中國要有一個新的健壯的身體，這是不可少的。又有人說，要瞭解西方文化，讀原文書，豈不確實得多！翻譯無論如何好，總比原文差；費力不討好，何取乎此呢！根本辦法還是設法普及外國文要緊！這話也未嘗無理。但外國文的普及，不是一時可以做到的事，而且能普及到如何程度，也大是疑問。即如日本，外國文是比中國普及了，但他們的翻譯事業仍舊是日新月盛——歐美新出的書，一年或幾個月便會有譯本出現。原來外國文的普及究竟沒有本國文的普及容易；要圖西方文化的普及，便是在日本，也還不能不靠翻譯做捷徑。中國連本國文的普及還早得很呢，更不用說外國文，翻譯自更不可少。還有，翻譯能夠使外來的學問漸漸變成本國的；因為記載，說理，既都用本國文，術語也用本國文字綴成，這樣，外來的思想自然便逐漸成至本國思想之一部。本國人對之，便有親切之感，研究的會多起來，新的創造也便會來了。佛家哲學之在中國，就是一個顯例。我這只是就一般的情形說；並非就一個人或一部人說——在他們，用外國文或本國文，與學問的創造是無關的。我只說，因翻譯而得著許多確當的新術語和新文體，可使一般人有所憑藉而樂於去治新學問，找新發現。但現在的翻譯，還早得很呢？

　　翻譯事業之所以衰敗，我在上面已略說其因，其過全在翻譯者。一般的翻譯者，外國文程度實在太淺，他們還不能辨明字的用法，還不能辨明句的構造，就動手翻譯名著。他們翻譯文學書，但他們對於那些書的作者並未瞭解；他們翻譯哲學書，但他們對於那些書的作者的思想系統，並未明白；他們翻譯科學書，但他們對於科學並未有過詳細的研究。但這樣還算好的，他們有些人壓根兒就沒看過他所要翻譯的書！他們一面查字典，一面看，一面寫；有些人字典也不用查，只憑著他們的天才去猜，只要上下文可以過去就得了，管他別的！無怪乎一些真內行看了吃驚，詫為創造的翻譯！至於他們辛辛苦苦翻譯出來的東西，所加惠于一般讀者的如何呢？我在上面也已約略說起；他們捧著譯本猜完了一遍或兩遍之後，那真實的受用，只有天知道罷了！這不獨有愧從前翻譯佛經的諸大師，就連「做漢魏六朝的八股」的嚴又陵先生那種「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精神，也還差得遠呢！這真令人興「世風不古」之歎了！

　　現在該說清華學生了。我的題目要說得嚴密一些，應該說「舊制清華學生與英漢翻譯事業」。所謂「舊制清華學生」包括歸國的，留學的，及在校的高年級諸君而言。他們因為預備留美的關係，受過充分的英文訓練；除教會學校外，別的學校在這一點上，是不如他們的。就一般情形論，他們看的英文書自然比較地多，他們寫作英文的力量自然也比較地強。憑著這兩個條件，我說他們比較地是最適於英漢翻譯事業的人，即使不是僅有的適於英漢翻譯事業的人（因為教會學校的學生，也有相似的情勢）。他們自然有許多事業，有許多使命，但振興中國的翻譯事業，大規模地介紹西方文化，他們也得負一大部分的責任。在所謂「第二度之翻譯時期」中，他們也得扮演幾個重要的角色。況且現在又有了「翻譯」（英譯漢）的功課，他們將更能自覺他們在這方面的責任了。

　　他們所能做的，第一自然是翻譯文書。必須有好好的幾百部名著的名譯本，中國的翻譯界才可望有生氣；一般人對於西方文化，才可望有正確的瞭解。但做這種工夫的費時較多，一時未必有多少名譯出現；較簡便的方法是「節要」，將若干種名著，節譯或編述其要旨，匯為一書，以便一般人瀏覽。這種東西自不足語於高深，但也頗有用處，可以與譯全書一法相輔而行。此外還有注釋一法，選擇精粹的材料，詳加參考，為之解明。此法最宜用於文學。日本用後兩種方法編成的書極多，皆屬廣義的翻譯名下。這些辦法，都是我們現在所急需的，大可一試。還有，對於現在的翻譯界要做一番澄清的工夫，批評的事也可做的。有一個時期曾經有人做過，現在似乎已消沉了。這可使得一般翻譯者不敢隨便動手；讓他們取得太多的自由，實在是要不得的！

　　無論如何，最要緊的，翻譯的取材，只能限於自己專攻的學科；要想兼差，侵入別人範圍，是費力不討好的（曾有此例，茲不舉）。現在一般的翻譯者正因太多能了，結果是一無所能；什麼都能翻，什麼都翻不好！而尤不可缺的是忠於所事的態度。看了梁先生所說的譯經諸大師之慎重所事，真令人惕然警覺！翻譯最好結一團體，系統地做去；由大家分任門類，審定各名著後先，按部就班地進行。這是大路。有些人愛走偏鋒，隨心所喜，專選有特別趣味的東西翻譯，不成系統，那也一樣有用。

　　清華學生從前似乎很少從事於這種事業的，我覺甚為可惜；我希望他們以後別再忘記了這一部分的責任。這與你們文化的前途是極有關係的！

　　（1926年6月4日，載《清華週刊》第25卷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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