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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潮?


  ――林庚著《中國文學史》序

  中國文學史的編著有了四十多年的歷史,但是我們的文學史的研究實在還在童年。文學史的研究得有別的許多學科做根據,主要的是史學,廣義的史學。這許多學科,就說史學罷,也只在近三十年來才有了新的發展,別的社會科學更只算剛起頭兒。這樣,我們對文學史就不能存著奢望。不過這二十多年來的文學史,的確有了顯著的進步。早期的中國文學史大概不免直接間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為樣本,後來是自行編纂了,可是還不免早期的影響。這些文學史大概包羅經史子集直到小說戲曲八股文,像具體而微的百科全書,缺少的是「見」,是「識」,是史觀。敘述的綱領是時序,是文體,是作者;缺少的是「一以貫之」。這二十多年來,從胡適之先生的著作開始,我們有了幾部有獨見的中國文學史。胡先生的《白話文學史》上卷著眼在白話正宗的「活文學」上,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著眼在「時代與民眾」以及外來的文學的影響上。這是一方面的進展。劉大傑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卷著眼在各時代的文學主潮和主潮所接受的文學以外的種種影響。這是又一方面的發展。這兩方面的發展相輔相成,將來是要合而為一的。

  林靜希先生(庚)這部《中國文學史》也著眼在主潮的起伏上。他將文學的發展看作是有生機的,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年;然而文學不止一生,中國文學是可以再生的,他所以用《文藝曙光》這一章結束了全書。他在《關於寫〈中國文學史〉

  》一篇短文裡說他的「書寫到『五四』以前,也正是計劃著,若將來能有機會寫一部新文學史的時候,可以連續下去」。這部新文學史該是從童年的再來開始。因此著者常常指明或暗示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的衰老和腐化,教我們警覺,去摸索光明。照那篇文裡說的,他計劃寫這部文學史,遠在十二年以前,那時他想著「思想的形式與人生的情緒」是「時代的特徵」,也就是主潮。這與他的生機觀都反映著「五四」那時代。他說「熱心於社會改造的人們,以為偉大的文藝就是有助於理想社會的文藝,但愛好文藝的人們,卻正以為那理想的社會,必然的是須接近於文藝的社會」。他「相信,那能產生優秀文藝的時代,才是真正偉大的」,因此「只要求那能產生偉大文藝的社會」。明白了著者的這種態度,才能瞭解他的這部《中國文學史》。

  著者有「溝通新舊文學的願望」。他說「這原來正是文學史應有的任務,所以這部書寫的時候,隨時都希望能說明一些文壇上普遍的問題,因為普遍的問題自然就與新文學特殊的問題有關」。這確是「文學史應有的任務」,在當前這時代更其如此;著者見到了這一層,值得欽佩。書中提出的普遍的問題,最重要的似乎是規律與自由,模仿與創造——是前兩種趨勢的消長和後兩種趨勢的消長。著者有一封來信,申說他書中的意見。他認為「形式化」或「公式化」也就是「正統化」,是衰老和腐化的現象。因此他反對模仿,模仿傳統固然不好,模仿外國也不好。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裡他說:「我們應當與世界上尋覓主潮的人士,共同投身於探尋的行列中;我們不應當在人家還正在未可知的摸索著的時候,便已經開始模仿了。」信裡說他要求解放,但是只靠外來的刺激引起解放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得自己覺醒,用極大的努力「喚起一種真正的創造精神」,而「創造之最高標幟」是文學。

  著者認為《詩經》代表寫實的「生活的藝術」,所歌詠的是一種「家的感覺」,後來變為儒家思想,卻形成了一種束縛或規律。《楚辭》代表「相反的浪漫的創造的精神」,所追求的是「一種異鄉情調和驚異」,也就是「一種解放的象徵」。這兩種勢力在歷代文壇上是此消彼長的。這裡推翻了傳統的《詩》、《騷》一貫論,否認《騷》出於《詩》。《騷》和《詩》的確是各自獨立的,這是中國詩的兩大源頭。但是得在《詩經》後面加上樂府,樂府和《詩經》在精神上其實是相承的。書中特別強調屈原的悲哀,個人的悲哀;著者認為這種悲哀的覺醒是劃時代的。這種悲哀,古人也很重視,班固稱為「聖人失志」,確是劃時代的。是從屈原起,才開始了我們的自覺的詩的時代。著者在那信裡認為中國是「詩的國度」,故事是不發展的:「《楚辭》的少年精神直貫唐詩」,可是少年終於變成中年,文壇從此就衰歇了。唐代確是我們文化的一個分水嶺,特別是安史之亂。從此民間文學捎帶著南朝以來深入民間的印度影響,抬起了頭一步步深入士大夫的文學裡。替代衰弱的詩的時代的是散文時代,戲劇和小說的時代;故事受了外來的影響在長足的進展著。著者是詩人,所以不免一方面特別看重文學,一方面更特別看重詩;但是他的書是一貫的。

  著者用詩人的銳眼看中國文學史,在許多節目上也有了新的發現,獨到之見不少。這點點滴滴大足以啟發研究文學史的人們,他們從這裡出發也許可以解答些老問題,找到些新事實,找到些失掉的連環。著者更用詩人的筆寫他的書,雖然也敘述史實,可是發揮的地方更多;他給每章一個新穎的題目,暗示問題的核心所在,要使每章同時是一篇獨立的論文,並且要引人入勝。他寫的是史,同時要是文學;要是著作也是創作。這在一般讀者就也津津有味,不至於覺得乾燥,瑣碎,不能終篇了。這在普及中國文學史上是會見出功效來的,我相信。

  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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