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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雜記


  這次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開第三屆年會,我也想觀觀光;故「不遠千里」的從浙江趕到上海,決於七月二日附赴會諸公的車尾而行。

  一 殷勤的招待

  七月二日正是浙江與上海的社員乘車赴會的日子。在上海這樣大車站裡,多了幾十個改進社社員,原也不一定能夠顯出甚麼異樣;但我卻覺得確乎是不同了,「一時之盛」的光景,在車站的一角上,是顯然可見的。這是在茶點室的左邊;那裡叢著一群人,正在向兩位特派的招待員接洽。壁上貼著一張黃色的磅紙,寫著龍蛇飛舞的字:「二等四元a,三等二元a。」兩位招待員開始執行職務了;這時已是六點四十分,離開車還有二十分鐘了。招待員所應做的第一大事,自然是買車票。買車票是大家都會的,買半票卻非由他們二位來「優待」一下不可。「優待」可真不是容易的事!他們實行「優待」的時候,要向每個人取名片,票價,——還得找錢。他們往還於茶點室和售票處之間,少說些,足有二十次!他們手裡是拿著一疊名片和鈔票洋錢;眼睛總是張望著前面,仿佛遺失了什麼,急急尋覓一樣;面部筋肉平板地緊張著;手和足的運動都像不是他們自己的。好容易費了二虎之力,居然買了幾張票,憑著名片分發了。每次分發時,各位候補人都一擁而上。等到得不著票子,便不免有了三三兩兩的怨聲了。那兩位招待員買票事大,卻也顧不得這些。可是鐘走得真快,不覺七點還欠五分了。這時票子還有許多人沒買著,大家都著急;而招待員竟不出來!有的人急忙尋著他們,情願取回了錢,自買全票;有的向他們頓足舞手的責備著。他們卻只是忙著照名片退錢,一言不發。——真好性兒!於是大家三步並作兩步,自己去買票子;這一擠非同小可!我除照付票價外,還出了一身大汗,才弄到一張三等車票。這時候對兩位招待員的怨聲真載道了:「這樣的飯桶!」「真飯桶!」「早做什麼事的?」「六點鐘就來了,還是自己買票,冤不冤!」我猜想這時候兩位招待員的耳朵該有些兒熱了。其實我倒能原諒他們,無論招待的成績如何,他們的眼睛和腿總算忙得可以了,這也總算是殷勤了;他們也可以對得起改進社了,改進社也可以對得起他們的社員了。——上車後,車就開了;有人問,「兩個飯桶來了沒有?」「沒有吧!」車是開了。

  二 「躬逢其盛」

  七月二日的晚上,花了約莫一點鐘的時間,才在大會註冊組買了一張旁聽的標識。這個標識很不漂亮,但頗有實用。七月三日早晨的年會開幕大典,我得躬逢其盛,全靠著它呢。

  七月三日的早晨,大雨傾盆而下。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講演廳舉行。該廳離我所住的地方有六七裡路遠;但我終於冒了狂風暴雨,乘了黃包車赴會。在這一點上,我的熱心決不下於社員諸君的。

  到了會場門首,早已停著許多汽車,馬車;我知道這確乎是大典了。走進會場,坐定細看,一切都很從容,似乎離開會的時間還遠得很呢!——雖然規定的時間已經到了。樓上正中是女賓席,似乎很是寥寥;兩旁都是軍警席——正和樓下的兩旁一樣。一個黑色的警察,間著一個灰色的兵士,靜默的立著。他們大概不是來聽講的,因為既沒有賽瓷的社員徽章,又沒有和我一樣的旁聽標識,而且也沒有真正的「席」——坐位。(我所謂「軍警席」,是就實際而言,當時場中並無此項名義,合行聲明。)聽說督軍省長都要「駕臨」該場;他們原是保衛「兩長」來的,他們原是監視我們來的,好一個武裝的會場!

  那時「兩長」未到,盛會還未開場;我們忽然要做學生了!一位教員風的女士走上台來,像一道光閃在聽眾的眼前;她請大家練習《盡力中華》歌。大家茫然的立起,跟著她唱。但「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有些人不敢高唱,有些人竟唱不出。所以唱完的時候,她溫和地笑著向大家說:「這回太低了,等等再唱一回。」她輕輕的鞠了躬,走了。等了一等,她果然又來了。說完「一——二——三——四」之後,《盡力中華》的歌聲果然很響地起來了。她將左手插在腰間,右手上下的揮著,表示節拍;揮手的時候,腰部以上也隨著微微的向左右傾側,顯出極為柔軟的曲線;她的頭略略偏右仰著,嘴唇輕輕的動著,嘴唇以上,盡是微笑。唱完時,她仍笑著說,「好些了,等等再唱。」再唱的時候,她拍著兩手,發出清脆的響,其餘和前回一樣。唱完,她立刻又「一——二——三——四」的要大家唱。大家似乎很驚愕,似乎她真看得大家和學生一樣了;但是半秒鐘的驚愕與不耐以後,終於又唱起來了——自然有一部分人,因疲倦而休息。於是大家的臨時的學生時代告終。不一會,場中忽然紛擾,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東北角上;這是齊督軍,韓省長來了,開會的時間真到了!

  空空的講壇上,這時竟濟濟一台了。正中有三張椅子,兩旁各有一排椅子。正中的三人是齊燮元,韓國鈞,另有一個西裝少年;後來他演說,才知是「高督辦」——就是諱「恩洪」的了——的代表。這三人端坐在台的正中,使我聯想到大雄寶殿上的三尊佛像;他們雖坦然的坐著,我卻無端的為他們「惶恐」著。——於是開會了,照著秩序單進行。詳細的情形,有各報記述可看,毋庸在下再來饒舌。現在單表齊燮元,韓國鈞和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博士的高論。齊燮元究竟是督軍兼巡閱使,他的聲音是加倍的洪亮;那時場中也特別肅靜——齊燮元究竟與眾不同呀!他咬字眼兒真咬得清白;他的話是「字本位」,是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字與字間的時距,我不能指明,只覺比普通人說話延長罷了;最令我驚異而且焦躁的,是有幾句說完之後。那時我總以為第二句應該開始了,豈知一等不來,二等不至,三等不到;他是在唱歌呢,這兒碰著全休止符了!等到三等等完,四拍拍畢,第二句的第一個字才姍姍的來了。這其間至少有一分鐘;要用主觀的計時法,簡直可說足有五分鐘!說來說去,究竟他說的是什麼呢?我恭恭敬敬的答道:半篇八股!他用拆字法將「中華教育改進社」一題拆為四段:先做「教育」二字,是為第一股;次做「教育改進」,是為第二股;「中華教育改進」是第三股;加上「社」字,是第四股。層層遞進,如他由督軍而升巡閱使一樣。齊燮元本是廩貢生,這類文章本是他的拿手戲;只因時代維新,不免也要改良一番,才好應世;八股只剩了四股,大約便是為此了。最教我不忘記的,是他說完後的那一鞠躬。那一鞠躬真是與眾不同,鞠下去時,上半身全與講桌平行,我們只看見他一頭的黑髮;他然後慢慢的立起退下。這其間費了普通人三個一鞠躬的時間,是的的確確的。接著便是韓國鈞了。他有一篇改進社開會詞,是開會前已分發了的。裡面曾有一節,論及現在學風的不良,頗有痛心疾首之概。我很想聽聽他的高見。但他卻不曾照本宣揚,他這時另有一番說話。他也經過了許多時間;但不知是我的精神不濟,還是另有原因,我毫沒有領會他的意思。只有煞尾的時候,他提高了喉嚨,我也豎起了耳朵,這才聽見他的警句了。他說:「現在政治上南北是不統一的。今天到會諸君,卻南北都有,同以研究教育為職志,毫無畛域之見。可見統一是要靠文化的,不能靠武力!」這最後一句話確是漂亮,贏得如雷的掌聲和許多輕微的讚歎。他便在掌聲裡退下。這時我們所注意的,是在他肘腋之旁的齊燮元;可惜我眼睛不佳,不能看到他面部的變化,因而他的心情也不能詳說:這是很遺憾的。於是——是我行文的「於是」,不是事實的「於是」,請注意——來了郭秉文博士。他說,我只記得他說,「青年的思想應穩健,正確。」旁邊有一位告訴我說:「這是齊燮元的話。」但我卻發見了,這也是韓國鈞的話,便是開會辭裡所說的。究竟是誰的話呢?或者是「英雄所見,大略相同」麼?這卻要請問郭博士自己了。但我不能明白:什麼思想才算正確和穩健呢?郭博士的演說裡不曾下注腳,我也只好終於莫測高深了。

  還有一事,不可不記。在那些點綴會場的警察中,有一個瘦長的,始終筆直的站著,幾乎不曾移過一步,真像石像一般,有著可怕的靜默。我最佩服他那昂著的頭和垂著的手;那天真苦了他們三位了!另有一個警官,也頗可觀。他那肥硬的身體,凸出的肚皮,老是背著的雙手,和那微微仰起的下巴,高高翹著的仁丹鬍子,以及胸前累累掛著的徽章——那天場中,這後兩件是他所獨有的——都顯出他的身份和驕傲。他在樓下左旁往來的徘徊著,似乎在督率著他的部下。我不能忘記他。

  三 第三人稱

  七月a日,正式開會。社員全體大會外,便是許多分組會議。我們知道全體大會不過是那麼回事,值得注意的是後者。我因為也忝然的做了國文教師,便決然無疑地投到國語教學組旁聽。不幸聽了一次,便生了病,不能再去。那一次所議的是「採用他,她,牠案」(大意如此,原文忘記了);足足議了兩個半鐘頭,才算不解決地解決了。這次討論,總算詳細已極,無微不至;在討論時,很有幾位英雄,舌本翻瀾,妙緒環湧,使得我茅塞頓開,搖頭佩服。這不可以不記。

  其實我第一先應該佩服提案的人!在現在大家已經「採用」「他,她,牠」的時候,他才從容不迫地提出了這件議案,真可算得老成持重,「不敢為天下先」,確遵老子遺訓的了。在我們禮義之邦,無論何處,時間先生總是要先請一步的;所以這件議案不因為他的從容而被忽視,反因為他的從容而被尊崇,這就是所謂「讓德」。且看當日之情形,誰不興高而采烈?便可見該議案的號召之力了。本來呢,「新文學」裡的第三人稱代名詞也太紛歧了!既「她」「伊」之互用,又「她」「它」之不同,更有「佢」「彼」之流,竄跳其間;於是乎烏煙瘴氣,一塌糊塗!提案人雖只為辨「性」起見,但指定的三字,皆屬￿也字系統,儼然有正名之意。將來「也」字系統若竟成為正統,那開創之功一定要歸於提案人的。提案人有如彼的力量,如此的見解,怎不教人佩服?

  討論的中心點是在女人,就是在「她」字。「人」讓他站著,「牛」也讓它站著;所饒不過的是「女」人,就是「她」字旁邊立著的那「女」人!於是辯論開始了。一位教師說,「據我的『經驗』,女學生總不喜歡『她』字——男人的『他』,只標一個『人』字旁,女子的『她』,卻特別標一個『女』字旁,表明是個女人;這是她們所不平的!我發出的講義,上面的『他』字,她們常常要將『人』字旁改成『男』字旁,可以見她們報復的意思了。」大家聽了,都微微笑著,像很有味似的。另一位卻起來駁道,「我也在女學堂教書,卻沒有這種情形!」海格爾的定律不錯,調和派來了,他說,「這本來有兩派:用文言的歡喜用『伊』字,如周作人先生便是;用白話的歡喜用『她』字,『伊』字用的少些;其實兩個字都是一樣的。」「用文言的歡喜用『伊』字,」這句話卻有意思!文言裡間或有「伊」字看見,這是真理;但若說那些「伊」都是女人,那卻不免委屈了許多男人!周作人先生提倡用「伊」字也是實,但只是用在白話裡;我可保證,他決不曾有什麼「用文言」的話!而且若是主張「伊」字用於文言,那和主張人有兩隻手一樣,何必周先生來提倡呢?於是又冤枉了周先生!——調和終於無效,一位女教師立起來了。大家都傾耳以待,因為這是她們的切身問題,必有一番精當之論!她說話快極了,我聽到的警句只是,「歷來加『女』字旁的字都是不好的字;『她』字是用不得的!」一位「他」立刻駁道,「『好』字豈不是『女』字旁麼?」大家都大笑了,在這大笑之中。忽有蒼老的聲音:「我看『他』字譬如我們普通人坐三等車;『她』字加了『女』字旁,是請她們坐二等車,有什麼不好呢?」這回真哄堂了,有幾個人笑得眼睛亮晶晶的,眼淚幾乎要出來;真是所謂「笑中有淚」了。後來的情形可有些模糊,大約便在談笑中收了場;於是乎一幕喜劇告成。「二等車」,「三等車」這一個比喻,真是新鮮,足為修辭學開一嶄新的局面,使我有永遠的趣味。從前賈寶玉說男人的骨頭是泥做的,女人的骨頭是水做的,至今傳為佳話;現在我們的辯士又發明了這個「二三等車」的比喻,真是媲美前修,啟迪來學了。但這個「二三等之別」究竟也有例外;我離開南京那一晚,明明在三等車上看見三個「她」!我想:「她」「她」「她」何以不坐二等車呢?難道客氣不成?——那位辯士的話應該是不錯的!

  1924年7月14日,溫州。

  (原載1924年《時事新報》副刊《文學週報》第1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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