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紅A字自序_張資平

新紅A字自序

　　十餘年之久，不發表所謂小說了。現在忽然又來發表這篇作品，尤其是以戀愛為主題（Thema）的小說，社會對於我，也許會發生一陣的驚疑吧。

　　不過，我發表這篇小說是別有一個理由。

　　當民國十九年秋，我在暨南、大夏、中國公學等校擔任文學概論的時候，在教課上常感著一種不便，即是在文學理論之講述上，缺乏適當的作品為之示範。當時我曾空漠的想，假如我能寫一篇作品來做文學理論之注釋，換句話說，我是不自諒（量）的想寫一篇小說來作文藝的標本以說明一般文學理論。

　　文藝無疑的是藝術之一，但是因其形態不同，而其所具的藝術性亦有高下之差。嚴格的說，小說在藝術中所占的地位並不怎樣的重要。最富於藝術性的還是詩和戲曲。

　　文藝是主觀情緒之客觀化，但是客觀化的程度愈大，則其抒情的成分愈減小，敘事的成分愈增大。敘事的成分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以上，其距離藝術之域便愈遠，小說是常常——其實是必然的——會患這種毛病的。文藝必須含有抒情的成分，但是抒情成分過於濃厚的文藝亦非必完全是審美的藝術的作品。

　　凡是足稱為文藝的作品必然是抒情的，同時是審美的藝術的創作。

　　我們試以唐詩來說明。

　　論抒情的成分，李白的《長幹行》實遠不及李頎的《古從軍行》，也趕不上他自己的《行路難》，但是論藝術的審美的成分，《長幹行》卻超出于《古從軍行》及《行路難》之上了。

　　其次，藝術必須是詩的或接近詩的作品，必須是可能歌唱的，詠歎的，不徒是述敘的，說明的。換言之，表現比描寫更為重要。

　　最會損害藝術的便是情緒之過度客觀化，即過於重視描寫或敘述。說明尤其是藝術的致命傷。讀了李白的《長幹行》之後，若再讀王維的《洛陽兒女行》、《桃源行》，或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井底引銀瓶》、《母別子，子別母》等詩，便索然無味了。王維的詩已經是偏重於平面描寫了。白居易的詩是更進一步，作家本身索性跳進作品裡面去，從事現身說法了。故知王維和白居易的詩，不單在抒情的成分上遠遜於李白的《長幹行》，即就審美的藝術的成分上說，也望塵莫及。

　　如上所述，詩想維持其藝術的領域，尚如此之難，何況小說？

　　總而言之，情緒之主觀的表現過強，即抒情的成分過強，亦難稱為理想的藝術。但若情緒之客觀化過強，即敘事的成分過強，則如前所述，對於藝術亦有所損傷。

　　（甲）李白的《行路難》是情緒之主觀的表現過強。

　　（乙）白居易的《母別子，子別母》等則敘事的成分過強，並且作者一面敘述，一面就所述故事加以批判，即離開藝術愈遠而接近于講談的故事了。

　　在上述（甲）（乙）兩例之間，得其平衡並能保持其藝術性者便是：

　　（丙）李白的《長幹行》了。

　　我們要寫能不失其藝術性的小說，最少，當以李白的《長幹行》為標準，主觀情緒之表現固不宜太濃厚，敘述的成分亦不宜太強，然後能產出純藝術的小說。我們要避免敘述的成分太強的小說，尤當警戒所謂意識的文藝作品。

　　其次，關於藝術的內容，亦須略加以說明。有人說藝術的內容是認識的要素（F）與情緒的要素（f）之和。若嚴格的說，藝術的內容並非兩者之和，實在是兩者相乘之積。即非F＋f實在是F×f。換句話說，藝術的內容是融解有情緒的要素之認識的要素。僅藉認識的要素寫成功的作品，不外是故事或歷史而已。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即可以充分說明F×f的真義。今更舉例以說明之。

　　朝起殘鶯伴妾啼，
　　開門只見草萋萋，
　　庭前時有東風入。
　　楊柳千條盡向西。

　　打起黃鶯兒，
　　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
　　不得到遼西。

　　小說之描寫更應當是適合於上舉之公式。但是真能達到上舉公式的理想的小說真是罕見。

　　依據上述的種種原則，我便寫了這篇小說，但是結果失敗了。雖則是失敗了，但也費了半年以上的歲月之推敲，故敢公之於世並希望讀者之嚴格的批判。

　　最後須向讀者申明的，這篇作品中的人物並沒有所謂模特兒，更非作者本身的經歷，希望賢明之讀者千萬莫誤解了作者寫這篇小說的本懷。

　　民國三十三年，聖誕節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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