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第十五章佛教文學的輸入

第十五章佛教文學的輸入(1)

　　中世紀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文學的輸入——佛教經典的翻譯事業——《四十二章經》——安世高、嚴佛調等——支謙與聶承遠父子——南北朝佛教大盛的原因——這二百七十年間的翻譯家——鳩摩羅什——曇無懺與《佛所行贊經》——佛陀跋陀羅——法顯及其《佛國記》——拘那羅陀及所譯《唯識論》等——佛典翻譯的困難

　　一

　　中世紀文學史裡的一件大事，便是佛教文學的輸入。從佛教文學輸入以後，我們的中世紀文學所經歷的路線，便和前大不相同了。我們于有了許多偉大的翻譯的作品以外，在音韻上，在故事的題材上，在典故成語上，多多少少的都受有佛教文學的影響。最後，且更擬仿著印度文學的「文體」而產生出好幾種宏偉無比的新的文體出來。假如沒有中、印的這個文學上的結婚，我們中世紀文學當絕不會是現在所見的那個樣子的。關於佛教文學的影響，本章暫時不講。我們在下文裡將詳述之。本章所講的只是在六朝的時候，佛教文學輸入中國的一段歷史。

　　佛教文學的翻譯事業，總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最早的翻譯事業的開始，究竟在於何時，我們已不能知道。相傳有漢明帝求法之說。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答楚王英詔裡，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門」三個外來的名詞，可見當時佛教的典籍已有人知道的了。相傳最早的翻譯的書是攝摩騰所譯的《四十二章經》，同來的竺法蘭也譯有幾種經。但《四十二章經》只是編集佛教的精語以成之的，並不是翻譯的書；其句法全學《老子》。這可見較早的介紹，只是一種提要式的譯述；其文體也總是犧牲外來文學的特色以牽就本土的習慣的。

　　可考的最早的譯者為漢末桓、靈時代（公元147年以後）的安世高、支曜、安玄、康巨、嚴佛調等。安世高為安息人，支曜為月支人，康巨為康居人，他們皆於此時來到洛陽，宣傳佛教，所譯皆小品。嚴佛調則為最早的漢人（臨淮人）譯者，和安玄合作，譯有《維摩詰經》等。到了三國的時候，主要的譯者若支謙、康曾會、維祗難、竺將炎等仍皆是外國人。

　　維祗難是天竺人，黃初三年（公元222年）到武昌，與竺將炎合譯《曇缽經》（今名《法句經》），用四言、五言的詩體，來裝載新輸入的辭藻，像「假令盡壽命，勤事天下神，象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慈仁品》）；「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明哲品》），都給我們詩壇以清新的一種哲理詩的空氣。支謙譯經甚多，影響很大，在其中，以《阿彌陀經》、《維摩詰經》為最重要。謙本月支人而生於中國，故所譯殊鮮「格格不入」之弊。西晉的時候，竺法護是最重要的譯者。他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嘗赴西域，帶來許多梵經，譯為漢文。《高僧傳》說「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和他合作的有聶承遠、道真父子二人。「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于古。」竺法護譯文弘達欣暢，雍容清雅，未始非聶氏父子潤飾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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