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在的溫情——紀念魯迅先生|鄭振鐸

永在的溫情——紀念魯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點鐘，我在一家編譯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剛送來的Evening Post，被這樣的一個標題：「中國的高爾基今晨五時去世」驚駭得一跳。連忙讀了下來，這驚駭變成了事實：果然是魯迅先生去世了！

　　這消息像閃雷似的，當頭打了下來，我呆坐在那裡不言不動。

　　誰想得到這可怕的噩耗竟這樣地突然地來呢？

　　魯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間歇地發著熱，但熱度並不甚高。一年以來，始終不曾好好地恢復過；但也從不曾好好的休息過。半年以來，情形尤顯得不好。纏綿在病榻上總有三四個月。前一個月，聽說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訴我，雙十節那一天還遇見他在lsis看Dobrovsky；中國木刻畫展覽會，他也曾去參觀。總以為他是漸漸地復原了，能夠出來走走了。誰又想得到這可怕的噩耗竟這樣突然地來呢？

　　剛在前幾天，他還有信給我，說起一部書出版的事；還附帶地說，想早日看見《十竹齋箋譜》的刻成。我還沒有來得及寫回信。

　　誰想得到這可怕的噩耗竟這樣地突然地來呢？

　　我一夜不曾好好地安心地睡。

　　第二天趕到萬國殯儀館，站在他遺像的面前，久久地走不開。再一看，他的遺體正在像下，在鮮花的包圍裡，面貌還是那麼清臒而帶些嚴肅，但雙眼卻永遠地閉上了。

　　我要哭出來，大聲地哭，但我那時竟流不出眼淚，淚水為悲戚所灼幹了。我站在那裡，久久走不開。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樣突然地便離我們而遠遠地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但他的友誼的溫情卻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見面時，總以為他是嚴肅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臉上，輕易不見笑容。他的談吐遲緩而有力，漸漸地談下去，在那裡面你便可以發現其可愛的真摯，熱情的鼓勵與親切的友誼。他雖不笑，他的話卻能引你笑。和他得兄弟啟明先生一樣，他是最可談、最能談的朋友，你可以在他客廳裡、他那間書室（兼臥室）裡，坐上半天，不覺得一點兒拘束、一點兒不舒服。什麼話都談，但他的話頭卻總是那麼有力。他的見解往往總是那麼正確。你有什麼懷疑、不安，由於他的幾句話也許便可以解決你的問題，鼓起你的勇氣。

　　失去了這樣的一位溫情的朋友，就個人講，將是怎樣的一個損失呢？

　　他最勤於寫作，也最鼓勵人寫作。他會不憚其煩地幾天幾夜地在替一位不認識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創作，校正譯稿。其仔細和小心遠過於一位私塾的教師。

　　他曾和我談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識的青年寄一篇稿子來請求他改。他仔仔細細地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卻寫信來罵他一頓，說被改塗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來，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這一次的回信，卻責備他改得太少。

　　「現在做事真難極了！」他慨歎地說道。對於人的不易對付和做事之難，他這幾年來時時地深切地感到。

　　但他並不灰心，仍然在做著吃力不討好的改削創作、校正譯稿的事，掙扎著病軀，深夜裡，仔仔細細地為不相識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這樣的溫情的指導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將怎樣地令人感到不可補贖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專說風涼話而不肯切實地做事的人。會批評，但不工作；會譏嘲，但不動手；會傲慢自誇，但永遠拿不出東西來。像那樣的人物，他是不客氣地要擯之門外，永不相往來的。所謂無詩的詩人，不寫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誅痛惡地在責駡。

　　他常感到「工作」的來不及做，特別是在最近一兩年，凡做一件事，都總要快快地做。

　　「遲了恐怕要來不及了。」這句話他常在說。

　　那樣的清楚的心境，我們都是同樣地深切地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麼快地便逝去，還留下要做的許多事沒有來得及做——但，後死者卻要繼續他的事業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見是在同愛羅先訶到北平去的時候。

　　他著了一件黑色的夾外套，戴著黑色呢帽，陪著愛羅先訶到女師大的大禮堂裡去。我們匆匆地談了幾句話。因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邊來，在北平竟不曾再見一次面。

　　後來，他自己說，他那件黑色的夾外套，到如今還有時著在身上。

　　我編《小說月報》的時候，曾不時地通信向他要些稿子。除了說起稿子的事，別的話也沒有什麼。

　　最早使我籠罩在他溫熱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討論到「三言」問題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國小說，完全像盲人騎瞎馬，亂闖亂摸，一點兒憑藉都沒有，只是節省著日用，以淺淺的薪水購書，而即以所購入之零零落落的破書，作為研究的資源。那時候實在貧乏得、膚淺得可笑，偶爾得到一部原版的《隋唐演義》卻以為是了不得的奇遇，至於「三言」之類的書，卻是連夢魂裡也不曾談到。

　　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出版，減少了許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寫信問他《警世恒言》《警世通言》及《喻世明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便來了，附來的是他抄錄的一張《醒世恒言》的全目——這張目錄我至今還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國小說史略》裡。他說，《喻世》《警世》，他也沒有見到。《醒世恒言》他只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裡藏有全書，所以他便借了來，抄下目錄寄給我。

　　當時，我對於這個有力的幫助，說不出應該怎樣地感激才好。這目錄供給了我好幾次的應用。

　　後來，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書在上海是永遠不會見到的），又寫信問他有沒有。不料隨了回信同時遞到的卻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開了看時，卻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圖。我那時實在眼光小得可憐，幾曾見過幾部明版附插圖的平話集？見了《西湖二集》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現在不弄中國小說，這書留在手邊無用，送了給我吧。這貴重的禮物，從一個只見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裡來，這感動是至今躍躍在心頭的。

　　我生平從沒有意外的獲得。我的所藏的書，一部部都是很辛苦地設法購得的；購書的錢，都是中夜燈下疾書的所得或減衣縮食的所餘。一部部書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淒栗，有紅絲的睡眼，右手執筆處的指端的硬繭和酸痛的右臂。但只有這一集可寶貴的書，乃是我書庫裡唯一的友情的贈與。——只有這一部書！

　　現在這部《西湖二集》也還堆在我最珍愛的幾十部明版書的中間，看了它便要泫然淚下。這可愛的直率的真摯的友情，這不意中的難得的幫助，如今是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頭的溫情是永在的！——這溫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九一八」以後，他到過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熱烈的歡迎。但過了幾天，便悄悄地走了。他原是去探望他母親的病去的。我竟來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時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時，他便和我談起在北平的所獲。

　　「木刻畫如今是末路了，但還保存在箋紙上。不過，也難說，保全得不會久。」他深思地說道。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箋紙來給我看，都是在北平時所購得的。

　　「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紙店所出的箋紙，搜羅了一下，用好紙刷印個幾十部，作為箋譜，倒是一件好事。」他說道。

　　過了一會兒，他又道：「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這裡不能做這事。」

　　我心裡很躍動，正想說：「那麼，我來做吧。」而他慢吞吞地續說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費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將這責任擔負了下來，但說明搜輯而得的箋紙，由他負選擇之責。我相信他的選擇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後，我一包一包地將購得的箋樣送到上海，經他選擇後，再一包一包地寄回。

　　中間，我曾因事把這工作停頓了兩三個月。他來信說：「這事我們得趕快做，否則，要來不及做，或輪不到我們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勵之下，那六巨冊的美麗的《北平箋譜》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來，帶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齋箋譜》四冊，順便地送到他家裡給他看。

　　這部譜，刻得極精緻，是明末版畫裡最高的收穫。但刻成的年月是崇禎十六年的夏天。所以流傳得極少。

　　「這部書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議道；那時，我為《北平箋譜》的成功所鼓勵，勇氣有餘。

　　「好的，好的，不過要趕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無比，所耗也不資，幾乎不是我們的力量所及。第一冊已出版了，第二冊也刻好待印；而魯迅先生卻等不及見到第三冊以下的刻成了！

　　對於美好的東西，似乎他都喜愛。我曾經有過一個意思，要集合六朝造像及墓誌的花紋刻為一書。但他早已注意及此了。他告訴我說，他所藏的六朝造像的拓本也不少，如今還在陸續地買。

　　他是最能分別得出美與醜，永遠的不朽與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腐為神奇，而沾沾自喜，向青年們施以毒害的宣傳之外，他對於古代的遺產，絕不歧視，反而抱著過分的喜愛。

　　他曾經告訴過我，他並不反對袁中郎；中郎是十分方巾氣的，這在他文集裡便可見。他所厭棄，所斥責的乃是只見中郎的一面，而恣意鼓吹著的人物。

　　京平剛從魯迅先生那裡得到最大的鼓勵。他感激得幾乎哭出來。但想不到魯迅竟這樣地突然地過去了！

　　第三天，我在萬國殯儀館門口遇見他；他的嘴唇在顫動，眼圈在紅。

　　從萬國公墓歸來後，他給我一封信道：「我心已經分裂。我從到達公墓時，就失去了約束自己的力量，一直到墓石封合了！我竟痛哭失聲。先生，這是我平生第一痛苦的事了，他匆匆地瞥了我一眼，就去了——」

　　但他並沒有去。他的溫情永在我的心頭——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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