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書一束》和章衣萍

◆《情書一束》和章衣萍

　　溫梓川^①

　　我和章衣萍認識是在一九二七年頭。那時他在暨南大學當鄭洪年校長的秘書。一星期兼了兩節選修的《國學概論》。我和他的交情，卻是介乎師友之間。起初我去旁聽他的課，後來卻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他雖然講了兩個多月的《國學概論》，後來卻改講《修辭學》。他說，《國學概論》沒有什麼講頭，也沒有什麼意思，尤其是在這個新時代，這門功課也只好當作常識而已，沒有什麼實用價值；倒不如改講修辭學要切實一點，相信大家不致反對吧？大家聽了既沒有什麼表示，也不置可否。他接著說：「那末既然如此，從此以後，我就開講修辭學了。講義下次上課時才補發吧。」於是他便滔滔不絕地講授修辭學。後來這部厚厚的講義，竟成了一部《修辭學講話》的專書，在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衣萍原是以《情書一束》成名。該書為短篇小說集，共收短篇九篇，初版時書名為《桃色的衣裳》，再版才改為《情書一束》。內容是描寫一個三角戀愛的悲劇故事。其中有幾封寫得最好的情書，據說是出自那個「浙江暴動總司令」後來在杭州陸軍監獄中被槍決的葉天底的手筆。在《桃色的衣裳》內，他叫「謝啟瑞」。他原名葉天瑞，是杭州一師的學生，也是深受弘一法師的薰陶，在藝術方面最有成就的一個。離校後才改名葉天底。「情書一束」出版後，衣萍倒很會宣傳，一時說是北大俄文教授柏偉烈給他譯了俄文，一時又說已有了英法日的譯本出世，甚至還在小報上登出了《情書一束》成了禁書的新聞，因此也就立刻不脛而走成為暢銷書了。其實這些都是衣萍自己變的戲法；他為人倒是爽直天真，否則他在小說裡決不會寫出「我解下她的桃色的外衣，松下她的湖色的褲子，在她的小腹下親了一個吻」來了。他的太太吳曙天女士，「桃色的衣裳」的女主角，也和他一樣，在女作家群中膽子也很大。她寫過一部《戀愛日記三種》，其中有一篇《戀愛日記》這樣寫：

　　十月十七日

　　晚上，我們照例睡得很早，一吃完晚飯就上床了。

　　我說：「我們是上海第一家睡得早的。」

　　他說：「睡得早好玩些。」

　　我說：「上帝叫你上床睡，沒有叫你上床玩。」

　　他說：「上帝要有黑夜，是留了給人做秘密的事的。」

　　我說：「天下沒有秘密的事。」

　　他說：「你敢當街××嗎？」他真玩皮，我想打他，又打不下手。

　　三月三日

　　衣又有點病了，我自己也腹脹得不舒服。

　　我怕衣病，所以總是耽心著，不讓他玩，他又像小孩一般地，有時非玩不可，我也沒有法子了。

　　我覺得我的性欲很強，要不是肚子有病，我是會生孩子的。今天衣又在我的身上打滾，而且，說：我願永遠這樣抱著。

　　我笑了，我說：「你不要太貪玩了吧，我希望你成就一個文豪，不是一個淫棍。」

　　他惱了，他說：「沒有一個文豪不是淫棍的。」

　　他還說了許多弗勞乙德的學說，但我都不懂。我想，節制是重要的，性欲正同食欲一般，該有節制。

　　他歡喜KISS，說KISS比吃飯要緊。但是我想，吃飯當然要緊些；沒有飯吃的人，KISS也沒有味了。

　　他也笑了。

　　衣萍和她簡直就是一對璧人，曙天的為人也很有風趣、天真、坦率；甚至坦率得口不遮攔與口不擇言的地步。她執筆為文，對於夫妻床第的幽事，也時有露骨的描述，一點也不避諱。但是，如果以之比較今日坊間流行的黃色小說，卻又含蓄得多，這倒是有關文藝修養的問題，不可以道裡計的。

　　衣萍的文章最愛罵世，牢騷也最多。他是個玩世不恭的人，吃喝嫖賭，他都有一手。一點也不辟諱。甚至男女間的床頭幽事也不隱瞞，繪聲繪影，描述得淋漓盡至，和他閒聊也最為有趣。有一次我因為飲的酬酢，時間太晚，不能趕回真茹，便在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大東旅社開了房間歇宿，衣萍和彭成慧聞風而至；他要叫局，結果叫來了一個「白牡丹」，他說是趙景深叫過的，沒有什麼意思。接著還像唐伯虎點秋香一般，開了一票又一票，先後叫來了好幾個「風花雪月」，都不合適，真有點意興闌珊。但他一時興趣，卻又大講「嫖經」。

　　他說他比不上楊騷，據楊騷自己說，他在新加坡幾年，就曾先後嫖過「諸色人等」的妓女，合計一百名以上，才回來找白薇，重圓舊夢的。

　　當邵洵美創刊《論語》半月刊時，衣萍也是發起人之一。創刊號一出版，列有戒條十則，其中第六條為：「不互相標榜，反對肉麻主義（避免一切如『學者』『詩人』『我的朋友胡適之』等口調）。」這條戒條竟刺了章衣萍一記，因為「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就是在衣萍的文章裡摘錄出來的。因此衣萍懷恨終身。

　　他除了在創刊號的《論語》發表過一篇摘譯昆西的「一個吸鴉片者的懺悔錄」的《鴉片隨筆》以外，再也沒有文章在《論語》出現了。而他這句「我的朋友胡適之」的口調，也成了後來最流行的名句。

　　此外，他還有一句名句：「懶人的春天哪，我連女人的屁股都懶得摸了。」而致被人封為「摸屁股的詩人」的名號。其實這個「封號」，應該送給他的安徽績溪同鄉汪靜之的。因為這句名句，原是汪詩人的創作，為衣萍錄入他的《枕上隨筆》內，外間人多不知底蘊，竟誤認為衣萍所撰的詩句，真是冤柱。

　　衣萍對人相當誠懇，姚名達兄創辦女子書店的動機，原是衣萍所引起的。外間人多誤會為衣萍所創，其實他不過參加了五十元股份，我參加女子書店的股份還是改組為「有限公司」以後的事。名達兄倒很希望我為「女子書店」服務，協助他的太太黃心勉女士主編的《女子月刊》。衣萍也很贊成，但我覺得不合口胃，才沒有答應下來，雖則那時的《女子月刊》銷數相當可觀，據說就有近萬份之譜。後來心勉女士因為難產去世，這個擔子也就落在姚名達兄的身上。

　　我南返之前，衣萍竭力主張留我在上海做事。他竟要介紹我進兒童書局，他說像我下筆那麼勤快的人，交遊又那麼廣闊，在上海亭子間裡只消住他三二年，製造一些轟動社會的新聞，何愁不名滿全國。諸如許欽文的「無妻之累」事件，只要膽大妄為，包管名成利就。我知道他是在發牢騷，也只好付之一笑。

　　衣萍早年因為窮，由中學到大學，從南到北都是半工半讀的苦學生。胡適之和陶行知兩位先生幫忙他也最多，尤其是胡適之先生。衣萍就曾為他抄寫著作，一面到北京大學去旁聽功課。他文章的語法和造句，和胡適之的也最相似，簡潔流暢，尤其是短句應用得也最多，和胡適之的文章混淆，簡直可以亂真。他這種文筆用於寫兒童文學最為適合，我曾對他這樣表示過，同時也希望他走兒童文學作家孫毓修的路子。他後來果然為兒童書局寫了幾十種歷史人物等兒童讀物，裨益小學生不少。

　　一九三六年春，衣萍應當時民政廳長王治宇之邀，舉家由滬入川，任省府諮議。旋轉任軍校教官等職。他和太太吳曙天女士雖卜居成都，可是他卻另營藏嬌的金屋。那位小太太卻有「錦城之花」的美譽。吳曙天原有鼓脹病，大腹便便，在抗戰期間竟因此一病不起。「錦城之花」卻在吳曙天去世之前，就已作了出牆紅杏。不過，衣萍也並未久作鰥魚，終於在一九四四年冬，與廣東南海伍玉仙女士締婚。續弦夫人倒是名門閨秀，還替他生了一個男孩，名叫「念天」，現在大概已長成為廿二、三歲的英俊青年了吧？

　　抗戰勝利後，衣萍仍息影成都城效，從事著述；續弦夫人因省親之故，於一九四七年三月間遄返廣東南海縣原籍，並擬先事佈置，準備舉家南遷。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二日晚上八時許，衣萍由外間返寓吃晚飯，因嫌剩飯味劣，曾與傭婦白嫂吵架。白嫂後為他調製一碗他夙所喜食的酸辣蛋湯佐膳。食飯時，衣萍曾表示在最近期間要赴南海和夫人相聚，並說要追隨他十年的老僕左昌貝同行。惟左表示不願離川赴粵，致遭衣萍叱駡，責左僕毫無主僕情誼，並令左將所有衣物脫下，意欲驅逐之門外。左僕因深知衣萍性格，亦未置辯，卻匿於室外。但衣萍仍悶悶不樂，致於浴室濯足時，氣猶未平，濯足完畢，並擬卸衣就寢，不料竟因眩暈倒地。當時適值傭婦白嫂自外購物歸來，忽聞撲通巨響，似為重物著地，急入內探視，才知是衣萍倒臥地上，口角流血，乃急喚衣萍的長女小萍連同扶掖上床。

　　唯衣萍喉管中痰湧不已，乃急令家人電召揣怡然醫生診視；揣醫生因染恙，遣助手來診。當醫生抵達時，衣萍已氣息奄奄，救治乏術，延至夜間十一時許，終因急性腦溢血症不治逝世，享年僅四十七歲。善後事悉由他的胞兄伯懷料理。衣萍本有肺病，可是卻不死於肺病，而竟死於腦溢血，我相信服補多少都有關係。衣萍一生著作等身，已出版的著作達二十餘種之多，但今日仍為世人所知的，恐怕也只有那部《情書一束》吧。

　　（原載1968年2月馬來西亞《蕉風》第一八四期）

　　——摘自《文人的另一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01）

　　【注】

　　①溫梓川（1911—1986）又名溫玉舒，曾用筆名舒弟、于蒼、丘山、秋郎、山葉、高漢、蘋君、南洋伯、半峇峇等。馬來西亞著名華文作家。祖籍廣東惠陽，生於馬來亞檳榔嶼。1926年赴廣州考入中山大學文學院預科，1927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後返回檳城，任《新報》副刊編輯。抗戰勝利後，出任檳城《光華日報》副刊主編，同時在中學任教。1971年前後，任《光華日報》總編輯。

　　在國內期間，與郁達夫、曹聚仁、汪靜之、章衣萍等一大批文壇師友交誼頗篤，並和魯迅、梁實秋、徐志摩、沈從文等也過從甚密。曾主編《檳榔月刊》，並開始文學創作，並以詩歌、小說、散文小品等創作在30年代滬上文壇嶄露頭角。作品散見於上海《開明》《語絲》《暨南校刊》《新時代》《文筆》等報刊。

　　赴南洋後，又寫了大量作品載于新馬各地報刊，其中最受讀者關注的，有記敘上世紀20－40年代上海、馬來亞文壇師友行跡的數十篇回憶文章，以及在吉隆坡《蕉風》月刊連載的長篇傳記《郁達夫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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