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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駐華公使克蘭氏說中國人自己沒有維持秩序的能力，曾提創國際共同管理。我想國際共同管理倒是很好的現象。……假令英國在國際共同管理之下，則愛爾蘭何至受那麼大的騷擾！我不曉得那時中國駐美公使是誰，如果這位公使能把美國像拳匪一樣圍殺黑人的事調查明白，報告中國政府，也主張國際共同管理，從非洲招些黑聯軍去攻打紐約的拳匪，打勝了之後，猶如在北京哈德門大街似的在紐約城中的五馬路立一塊紀念碑，那才算公平。……」羅素臨別中國時，曾這樣的和我們說。他並且說：「這些意見不是上中國的岸時就有的。」
這回愛新覺羅溥儀遷居後海的事，雖有人額手相慶，卻也有人因而怒髮衝冠；姑不論這事是出於溥儀的本意，或者他容納了別人的勸告，正如從前華林君之失戀一樣的是一件私事，不但算不得中國歷史上一件名譽的事，也算不得中國歷史上一件不名譽的事，也談不到孝悌忠信。雖然那時袁世凱並無特任愛新覺羅溥儀為人的明令，反正我們已經當他是一個人看，更從胡適之先生的口裡，當他一個有為的青年看。
倘若我們刻毒一點，盡可讓他在私邸中稱孤道寡，不務正業。
如果仁厚一點也盡可勸他改邪歸正，設法向上。他在那裡送酒席為「段臨時執政」接風，別人勸他遷居，錢玄同在那裡為他計劃前途，都是私人的友誼與動作；閒空的人盡可去設法度他的閒空的日子，正不必前來干預。
可是偏偏有人來干預了。並且不只是中國人，並且這些外國人也誠如荷馬詩裡所說的「不像是一個出身微賤或欠缺知識的人，」並且都是政務倥傯不是閒空的人。於是乎我又想到溥儀實有出「宮」之必要，而且叫他出宮實是我們不甘再作「奴臣」
的人的責任了。外國人懷著他們的好心——只少也顧到中國人的體面，在那裡向我們的長官們，他們的輿論機關中說話，幸而有我們的外交官在那裡答覆他們，雖然該如何的答覆並沒有來徵求我的同意，我也不知道外交官究竟如何的答覆他們，可是我已經證明中國人的愛中國不如外國人「愛」中國的熱烈，更談不到替外國人顧體面：愛爾蘭總統囚禁在培法司特（
Belfast），不聽中國政府派朱兆莘去警告，日本慘殺大杉榮家族與朝鮮人，不聽中國人想去弄個「領事裁判權」，也不聽美朝聯軍去攻打東京城；照例這些事中國人都應該做的，最低限度也該學他們「正誼」
與「人道」的辦法。偏偏中國人和我們的長官都忘記了——大概注全力於防止赤化的宣傳，忽略了這一路。
我倒沒有別的意見，外國人「正誼」與「人道」的辦法，我也可以同意，好歹我們可以還價。不過中國人有時也可以和他們的外交官去談談，好在「正誼」與
「人道」並不是一 件專利品，且也可以點綴點綴，符了國際平等的條例。
不然，你要猜透了外國人的心意，有美國預言家保羅師父那樣的本領；只要你愛中國的心在外國人之上，外國人也就不屑越俎而可以有機會去愛他們的祖國了。于此我感到中國海陸軍之不但不可裁，且也當發明千百種「死光」才能來整理你的家務，至於「正誼」與「人道」實在只配點綴。嗚呼！
發表於《語絲》四期1924年12月8日（署名川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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