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革命基礎之緊迫的問題|張太雷

武漢革命基礎之緊迫的問題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帝國主義困迫武漢抑系工農運動？

　　——是要鞏固革命不是要放縱反革命。

　　帝國主義真厲害！先是幾十條兵艦幾千大兵，帝國主義要用武力壓迫中國國民革命的中心武漢，後來因為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及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結果未能實行；但是是否帝國主義破壞武漢革命根據地的陰謀和緩了呢？沒有，非特沒有，更外加厲了呵！帝國主義採用了更厲害的策略——經濟封鎖武漢的策略。他不僅是把他們在武漢的銀行關閉，不接受中央銀行鈔票，不與武漢做買賣，並且勾結了中國大資產階級實行停止滬漢的匯兌，斷絕長江的交通，串通武漢奸商破壞金融，停閉工廠商店，蔣介石組織土匪，勾結軍隊，造謠恐嚇——鬧得武漢社會雞犬不寧，風聲鶴唳，市面蕭條，財政困難；湖南有許克祥之變，湖北有夏鬥寅楊森于學忠張聯升及鄂東土匪的蜂起。尤可怕者，革命的內部發生了搖動。我所以說：帝國主義真厲害！

　　但是一般革命者不是完全明瞭我們現在兩湖的厄運是帝國主義勾結了中國大資產階級所給予我們的；有很多革命同志雖然很反對反革命，但是不自覺地很聽信他們的話，說：現在兩湖的厄運，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是我們革命基本勢力——工農運動所造成的。以前我們聽見反革命說我們的工農運動是地痞流氓運動，我們反駁他攻擊他，但是我們現在自己亦承認目前兩湖的厄運是因為地痞流氓運動！蔣介石脫離革命，據說是因為工農運動的幼稚病及革命運動的進展太快了；現在我們自己亦是口口聲聲罵工農的幼稚與過火，把現在武漢政府一切困難卻推在工農運動身上。幾乎大家認為：假使沒有工農運動，許克祥與夏鬥寅是不會反的，政府的財政是不會困難的，甚至以為國民革命就可安安穩穩成功的。這話當然說得似乎「過火」一點，但是試問現在是不是有這一種的空氣。敵人向我們的進攻，我們是不怕的，我們最怕的是：我們把應對著敵人的槍口來對著我們自己的基本勢力示威。這是在目前敵人壓迫我們的時候最值得我們考慮的一件事。

　　假使我們能瞭解：現在我們的厄運是反革命給我們的；現在是反革命四面八方來壓迫及從內部來破壞我們的局面，因為敵人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來進攻我們，而我們自己是無組織的抵抗，因此我們現在落在很困難的地位。那末，我們現在應付的方針，就不應是撤退或解散我們的隊伍，而應是整頓與強固我們的隊伍，並一變以前無組織的反抗，使成為有組織的抵抗反革命的進攻。

　　工農群眾一旦感覺到帝國主義軍閥及封建勢力的壓迫一松，他們馬上就如怒潮洶湧地謀自己的解放，他們在這種初期解放運動中因客觀的情形，不免是一種缺乏組織的狀態，苟能有大批的幹部人材及上面的正確領導，亦能有很多的補助，但是事實上，這兩種主觀的條件是缺乏了的。群眾這種初期的猛烈謀解放的一種欠缺組織的運動之階段，在無論那一個革命中所不可免的，自法國大革命到俄國十月革命都是如此，就是中國以前各朝代更換的時候，所謂真命天子出世，亦不免有一個時期的混亂，何況是一個革命——一件磚頭瓦片大翻身的事件呢？

　　這種欠缺組織的初期狀態，當然不應永久讓他繼續下去，為什麼不能讓他繼續下去呢？因為初期的解放運動把反革命打了一下，反革命因為沒有準備而暫時潰退，但是反革命不是那樣容易撲滅的，他受了一次挫折後，必然是捲土重來，這時的反革命不是以前那樣無組織的無準備的，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反攻，革命勢力為應付此種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敵人，非自己亦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抵抗不可，不然革命是要失敗的。所以跟著這初期的欠缺組織的解放運動的時期，即應該使民眾運動更有組織更有紀律及更有計劃。

　　這次在反革命有組織進攻時，我們很不能制勝，因此要稍退卻，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準備，沒有及早以政府力量鞏固革命的勝利，沒有使民眾運動更進一步而有組織，庶幾反革命來反攻時能有充分的抵抗力，或者使反革命雖欲反攻而不能。所以現時我們在反革命有準備的進攻而我們沒有準備的抵抗時，我們要退卻一步以便整頓我們隊伍使有紀律有組織以謀最後的勝利。同時國民政府贊助民眾而鎮壓反動之職任，格外嚴重了。假使我們現時看見反革命勢力浩大及革命勢力無組織，我們就忘記了抵抗反革命，或竟轉而撤散自己隊伍，長反動派之氣焰，在客觀上便是滿足敵人的欲望，這便是革命的危機。

　　因此，本著以上的理由，我們對於湖北省現時應做的事件列舉如下：

　　一、革命紀律是鞏固民眾運動，而不應是壓制民眾的。省總工會好久以前就頒佈了工人革命的紀律，最近又有工商聯席會議的議決，苟能切實執行，非特是工人運動更有組織，即城市中等階級亦不能表示不滿。不應不履行自己同意於前的勞資契約。否則社會上之糾紛，是不能由工人負責的。農民方面因為人數之多與散居地域之廣，更需要實行革命紀律，使省農協會能依照一般革命的需要指導農民群眾。但是此種革命紀律對民眾的實施決不是幾道機械式的命令所可做到的，應該有一個廣泛的宣傳運動及積極的指示。對革命的民眾固然要有革命的紀律，但對反革命尤其要有嚴格的鎮壓反革命的紀律，如對奸商操縱金融糧食，貪官污吏勒索行賄，及劣紳土豪的屠殺良民，必加以更嚴重之處罰，至於許克祥等類之叛變，更須以革命的軍律處治。

　　二、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地位之提高並鞏固其下級黨部。黨部一定要能依照黨的政策與領導民眾，而不應與民眾團體站對立的地位，党的領導地位決非以命令式的辦法所能做到的，第一，要使黨不是少數機關上人的黨而能群眾化，第二，要黨有正確的政策去影響民眾。下級黨部因在和平時代發展的多投機分子，所以應改組的要無所顧忌地改組之，並使下級黨部要絕對聽省黨部之指揮，如此省黨部的威權自可樹立，省黨部權力既已樹立，再加上中央黨部時常有正確的指導給予省黨部，那時一切本省政務黨務必多能上正軌。僅僅嫌惡之而不加以指導與改正，此非求黨改善之道也。

　　三、給農民政治上經濟上正當的出路。現在鄉村中有些地方還是開始或正在與劣紳土豪鬥爭，除非我們改變不革命，不然我們一定要幫助農民來剷除此種封建勢力。所以繼續進行打倒劣紳土豪的運動，是必需的。如果省農民協會及黨部能實際領導，那末有少許流弊當然可免去。有些地方劣紳土豪勢力已大致消滅，農民已確實把有鄉村的政權，此地鄉村自治就應當立刻實現，給農民政權以法律上的保障。苟一方面農民已握鄉村政權而一方面政府又不以實力贊助農民剷除土豪劣紳之政治勢力，而切實實行鄉村自治，使農民能依導施行，因此而發生法律上的糾紛，其咎當不能歸之于農民。農村經濟因劣紳土豪之封鎖經濟，貧者無處借貸，金融停滯；當然我們不能採取壓迫農民再使當鋪老闆或高利盤剝者回復吸血式的放債政策，所以我們一定想一種新的鄉村金融方法，農民銀行的設立及合作社之推行，是目前絕對必要的。現在鄂西鄂北是在反動軍閥蹂躪之下，鄂東鄂南土匪如毛，羅田，黃安，麻城，崇陽，通山，蘄水等處不是遭了屠殺的，就是馬上要受屠殺的，我們不能單單注意到幾個土豪劣紳被農民槍殺的事實，而痛駡農民該殺，我們更應打聽一打聽農民被屠殺之事實，全省農民被反革命所屠殺者總有數千，這總不能說他們是該殺的罷！所以在此種鄉村反革命勢力進攻中政府應派軍隊剿匪並幫助農民武裝起來以自衛。對農民運動單單是消極的禁止，或下令解散是不夠的，是應該有積極的領導與給農民以正當的出路。

　　湖北問題整個兒的解決，當然不能只在求本省的整頓就可解決的，還要靠北伐的成功，與長江下游蔣介石勢力的打倒，及湖南問題的解決——這樣湖北的財政與經濟因交通的舒展，而能得到解決，帝國主義與大資產階級的經濟封鎖政策才能打破，革命的戰線才能鞏固，革命的後方才能穩定，湖北的革命基礎才能深入與強固，以推動全國革命運動之進展。

　　(1)原載《嚮導》第197期，署名太雷。1927年6月4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關於政局的公開信》，指出「土地改革剛才開始，就促進了反動分子之反革命行動」，建議武漢國民政府採取果斷措施，解決湖南反革命行動。張太雷撰寫本文旨在配合《公開信》的精神，同時，特別強調了國民政府在湖北省應該採取的幾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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