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攻下以後|張太雷

武漢攻下以後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武漢屢傳已由北伐軍佔領，這個消息傳來後沒有一個人不是興高彩烈歡呼動天，非但革命黨人是歡喜，並且反動派是格外歡喜。

　　革命黨人為什麼歡喜？所歡喜的是什麼？是因為自清朝倒後統治中國之袁世凱一系軍閥——北洋軍閥將因此一蹶不振，吳佩孚將為賣國北洋軍閥最末了的領袖，從此將無繼之而起統治中國之北洋軍閥領袖。帝國主義在中國最堅強之堡壘已隨武漢打破而打破了。革命黨人還有更歡喜的，就是反動軍閥勢力倒後，在各省黨的工作及民眾運動有猛烈發展的機會。例如在湖南，黨部一方面自身發展，一方面工作的範圍擴大，而農民運動及其他一切民眾運動簡直是一日千里的發展。因此武漢克復革命黨人不得不鼓掌歡呼。

　　但是反動派又為什麼高興呢？他們高興的是什麼？因為做官發財的機會又來了。辛亥革命後不是有多少人升了官發了財麼？以前在吳佩孚段祺瑞張作霖那裡跑不通的，或在廣東插足不進的，現在因武漢既下，南方政府需人孔急，湖北湖南等省舊官既去，正待新官接印，黨勢浩大，辦黨亦不算是一碗清閒飯，這一班官僚政客不由得彈冠相慶，高呼革命萬歲！國民黨萬歲！反動派見武漢克復這樣高興以為有機可逞，這是革命黨人應該注意的一件最要緊的事。現在反動派做的高興的夢是否會實現，全靠領導國民黨的領袖之正確政策及黨員對革命政策之擁護與努力。目前有幾種危險或問題需要立即征服與解決的。

　　一，革命主義與政策的危險。以前唾駡與恐懼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的人們，現在都是三句話不離「信奉三民主義」與「服從黨義」。據說趙恒惕孫傳芳的桌上還放著三民主義一書，孫傳芳並對人說要用三民主義在軍隊裡做課本呢，孫趙已經是穿西洋景了，至於現時正投效國民政府的劉湘[1]袁祖銘[2]等的電文都是滿紙主義與黨，更有那班善於投機的政客們還用說麼，他們把主義與黨說得天花亂地，真是肉麻到使人作三日嘔。但是一看他們所做的事，件件都是恰恰與國民黨主義與黨相違反的。自北伐軍節節朝北發展時，黨外反革命分子如潮的湧入黨內，黨內的反革命分子竭力引同類入黨以擴充勢力，這不是黨內增多了不良份子的數量問題而是國民黨革命的主義與政策發生危險的問題。小瓶墨水受多量水的沖化，深藍一定要變為極淡的顏色。如果國民黨要能維持他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主義與擁護民眾的政策，國民黨的領袖一定要百折不屈服的精神來反對反革命勢力的軟化政策以保存革命主義與政策，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後雖然有許多右派勸他改變主義，決未被他們軟化，仍堅持他的革命主義，這就是中山先生之所以為中山先生也，並且國民黨的左派群眾應起來與右派努力奮鬥及擁護革命主義與政策。對於土地及地位都可讓步，但是對於革命主義與政策是一毫絲不能讓步的。不然北伐就等於替人出力了。

　　二，國民黨的危險。辛亥革命以前的同盟會是一個秘密而極嚴格的革命團體，只有預備犧牲的人們才能參加，所以他成為一有力量而革命的團體。但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後一部分會員受權利的引誘與黨外政客的投機，同盟會就改組成了國民黨，由深藍的墨水就變成了全無顏色的一大桶清水了。這是我們前車之鑒呵。國民黨在廣東以外各省的黨部以前都是在北洋軍閥高壓之下的，因此只有願犧牲的才去做黨的活動，右派雖然亦有受當地軍閥特別優待而能做反對左派的活動的，但是這到底於右派沒有積極方面的利益，因此各省黨部總算能保存其革命性。現在如果國民黨不稍嚴格接收黨員，就恐怕國民黨要遭民國元二年革命黨所遭的命運，這是何等危險的事！以前黨內被開除的，或失勢的右派分子現在很高興的要進來參預黨務了，這不是他們已經悔悟而屈服於黨，確是有意的來屈服黨的。如果當他們是老朋友來歡迎，那就不知道党要鬧成一個什麼樣子。雖然他是我個人的老友但是他已成為革命的老仇敵了，要愛惜革命，就不能愛惜老友，兩者絕對不能並存。這是國民黨的領袖與左派黨員群眾所應注意的又一事。

　　三，與民眾關係的危險。本來明白民眾重要的軍人與黨員就很少，何況現在大軍已克復武漢更有進而統一中國之勢，於是一般黨員與軍人輕視民眾之傾向不免因此更甚。工農運動幾乎成為眼中之釘，恨不能立即拔去，以前不敢說反對的，現在已有公然仇視工農運動之表示。民眾運動在這班軍人與黨員的眼中之價值本來不過是開歡迎會捧場，電文裡可用一用「簞食壺漿」字樣而已。至於民眾真正的運動他們非特不幫助並且還要加以嫉視。「第一步要做武力與人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人民之武力，」這句話在他們看起來不是「先使武力與人民互相幫助，再使武力完全受人民的指揮」，而是「人民必須幫助武力然後武力才能完成革命，再使人民屈服于武力然後武力能保育民眾使之進于極樂之鄉」。以前尚須要民眾的幫助，所以對民眾運動還不會有厭惡的感覺，到如今政權軍力日益膨脹，非但不覺得有民眾幫助的需要，並且民眾運動已成為一種窒礙而對民眾厭惡之心生。這就是現在國民政府與民眾關係危險之所在。革命丟開民眾，是不能成功的；國民黨的領袖們要打消軍人與黨員「打仗就是革命」的觀念，必要使他們明白：民眾運動是革命運動的本身，武力不過是民眾運動的一小部分，如果武力不建築在民眾的基礎上，這不是革命的武力。那麼，這武力打仗的結果決不會是民眾的與革命的結果。如果革命軍人與黨員明白了這個而能注意民眾運動，那麼，與民眾的關係將一天深似一天，克復武漢的勝利將才是民眾的勝利。民眾雖然一般講起來是無智識的，但是他們的感覺非常之靈敏的，不管你嘴裡說得如何好，只要你心裡存了厭惡民眾之意他們就立刻感覺到的，有時甚至你自己還沒有知道你心存什麼意念，民眾已經瞭解你的心了——這亦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這是一件可喜的神秘的事！如果那位不相信，請細緻注意一下，你就可以發現這神秘的。執政者不能不時刻驚心吊膽呵！「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應當銘諸座右！反革命派正在竭力分隔政府與民眾，國民黨的領袖與黨員群眾應嚴防此種陰謀，要防止此種陰謀，最好政府能處罰幾個這樣的官吏與軍人，黨部能開除幾個反動黨員，這樣非特反革命派有所顧忌而人民對政府與党的信心將增厚。武漢既下，國民政府的勢力範圍更廣，人民對於政府的要求當然亦隨之更形增加，以前所允許人民的尚沒有都做到，武漢克復後政府將給什麼與人民？有否實現民眾要求的政綱？粵桂湘鄂及全國人民正仰望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怎樣回答他們？

　　四，革命基礎的危險。國民政府雖然現在已有湘桂鄂各省，但是廣東還是其唯一基礎，在軍事民眾運動及財政等等關係上都還要以廣東做基礎。但是這基礎自從北伐軍開動以來，危險更為厲害。反革命派如陳炯明魏邦平等以為廣東防軍薄弱有機可逞，於是積極進行以香港為大本營，召集廣東匪首會議，向內地私運軍械。廣東地方官吏本可得農民的幫助以撲滅土匪的蠢動，但是他們舍此不圖，反與土豪劣紳勾結，糾合土匪及土豪劣紳，党領導之民團向農民進攻，於是匪勢更熾。土豪劣紳與陳炯明的利益是相同的，他們都是仇恨國民政府，因為國民政府扶植農民運動及企圖建設廉潔政府，他們恨農民協會，因為農民協會反抗他們的壓迫與剝削。地方官吏又那個不是要靠土豪劣紳刮地皮的？地方官吏現在正組織地方軍隊名為剿匪實則剿農。於是地方官吏，土豪劣紳，民團，逆党，土匪就結成了攻打革命基礎的聯合戰線。因為這線的一端是系在英港帝國主義兵艦與孫傳芳在閩邊的兩三萬軍隊，而他一端直串入我們心腑，因此這聯合戰線對於廣東實是目前的最大的危險。對於這反革命的聯合進攻不是怕與退讓可以免去的，這嚴重的時局要求當局者注意反動派的活動，拿穩革命的政策，趕緊站在民眾方面結立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民眾及其他一切革命勢力之聯合戰線，以打破反革命的聯合進攻，當局者如果坐觀成敗，對農民與土匪劣紳之鬥爭取第三者之地位，非但農民因抵敵這反革命聯合進攻而受損失，並且反革命勢力將無阻礙的發展以釀成破壞革命基礎之大舉。農民在現在的鬥爭中是革命的先鋒。農民運動雖然有些不合胃口但是到底是革命的勢力；貪官污吏土豪民團土匪等雖然可以一時代出一口鳥氣，但是到底他們是反革命勢力。現在到底還是怕反革命勢力呢？還是怕革命勢力呢？如果一方面既要保存革命基礎，他方面又要讓反革命勢力在革命基礎上猖獗，三歲小孩都能一見而知其不可，但是偉大的革命領袖對於此問題非常躊躇！同志們！不是躊躇的時候了，嚴重的時局要求有一個果斷的決定：要維持革命基礎就要站在人民方面，現在就要幫助農民與反革命勢力鬥爭。

　　以上所述之四個大問題，需要得到一個為革命利益的正確的解決。只有以堅定的革命政策才能得到這樣的解決。這是現在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者的責任。民眾自己的責任呢？民眾應該利用反動軍閥崩潰的時機，儘量組織自己的勢力以保證將來不再受以前所受的壓迫與痛苦。廣東的民眾不管有無幫助是要集合勢力以與反革命的進攻相周旋，因為所謂革命基礎，民眾的基礎不是那個人的，所以民眾對於革命基礎是格外要寶貴些，如廣東失陷於反革命派，廣東民眾又要受兩三年前軍閥盤踞廣東時之痛苦，所以民眾只有奮鬥的一條路！民眾勢力團結起來與反革命勢力奮鬥呵！

　　武漢攻下後革命黨人的責任更大，工作更難，所以快樂之下還要深思遠慮，分外堅定，加倍奮鬥，不若投機的反動派可以洋洋得意，氣蓋一世！

　　[1]劉湘（1888—1938），四川大邑人。民國時期四川軍閥。1926年6月後在政治上歸附北伐軍。

　　[2]袁祖銘（1889—1927），貴州安龍人。民國時期貴州軍閥。1926年歸附國民革命軍，任左翼軍前敵總指揮兼11軍軍長，駐紮湘西。

　　(1)原載《人民週刊》第20、21期合刊，署名大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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